别误读了“苦难”这块磨刀石(禾刀)

——读陈平原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陈平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言必谈西南联大，已经成为诸多关涉抗战大学叙事的范式思维。确实，西南联大不仅留下成堆的精彩故事，还有不菲的成就：联大师生中，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其中，杨振宁、李政道两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在所有西南联大的叙事中，“苦难”往往是一道最耀眼的标签，似乎不提“湘黔滇旅行团”，就不足以解读西南联大一样。因此，关于西南联大从学生到校长乃至教员家眷所经历的苦难，数十年来屡被著文发表或者印刷成书，且经久不息，历久弥香。

　　既然是以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联大陈平原理所当然不会回避。不过陈平原却生出别样的担心，“一次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述说’西南联大”，“是否会熨平无数‘伤疤’与‘皱痕’，将九年艰苦卓绝的‘联大’之路，化简为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在陈平原看来，西南联大确属成就卓著的大学典范，但“苦难”式励志未必就是西南联大取得成就的主要法宝。

　　这并非离经叛道。综合多方数据，陈平原估计，1941年中国专科以上的大学有84所，内迁大学约56所，师生多达数万之众。抗战时期，像西南联大这样一迁再迁的大学并非唯一。同济大学，抗战八年历经六次迁徙，最终从上海来到四川李庄；浙江大学历经四次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中央大学牧场为将数十种国内外优良牲畜迁至内地，经过“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最终以边走边牧的“游牧”方式抵达重庆，也算是内迁大学史上的一道壮丽景观。素来被誉为西南联大南渡标志性事件的“湘黔滇旅行团”，事实上也非孤例，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等，几乎都有过类似行军，所不同的是，西南联大因为有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等名人的参与，同时因提供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故事而在众多内迁大学类似活动中，更加夺目。

　　在许多叙事中，西南联大师生头顶炮弹，见缝插针地开展教育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这一现象是许多内迁大学的共同经历，与炸弹打游击坚持授课和开展研究工作者比比皆是。至于生活和教学条件艰苦，更是内迁大学的家常便饭……可以说，西南联大经历了许多内迁大学都曾经历过的苦难，甚至还不乏比西南联大更“苦”更“难”的内迁大学，但长期以来，很少进入舆论的主流视野。

　　如此赘述，并非刻意贬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辉煌成就不容否认。只是想在此表明，陈平原以抗战为背景以所有中国大学为对象的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抗战中中国大学的真实状态，同时也有助于读者逐渐走出这样一个误区，即“苦难”是西南联大取得卓越成就的“磨刀石”。

　　倘若我们有心揭掉“苦难”这道丰富的情感标签，不难发现，西南联大之所以在众多内迁大学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清华、北大和南开的强强联合。三所当年在中国名列前茅的高校合并，不仅实现了教学资源尤其是师资力量的最大化，事实上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自由风气，巩固了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形成了西南联大师生喜爱也为后人争相传颂的纯洁、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

　　这么说来，“苦难”确实打磨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坚强意志，但“苦难”打磨的“特殊材料”，并不必然促使西南联大在学术教育方面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不能说西南联大的“苦难”经历不重要，其最大价值或在于，“苦难行军”后，西南联大的师生对内地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那些宝贵的田园经历，为师生提供了第一手亲切得再无法更亲切的人文资料，这也许是西南联大人文学科最为出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大学历史的学者，陈平原不厌其烦地罗列诸多详实史料，其意当然不是为了推翻公众对西南联大的美好印象，而是为了让读者以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诸多抗战内迁大学为镜鉴，从中看到一所大学能取得卓越成就的真正活水源头——这种源头并非“苦难行军”这样标签化的“心灵鸡汤”，而应从这些富含情感的精彩励志故事中，真正看清中国大学的教育规律。

　　“苦难”也许可以视为历练心志的“磨刀石”，但抗战时期内迁大学的普遍经历表明，“苦难”与教育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唯有努力营造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生态，方能激发学生投身学术事业的满腔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