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坚硬和柔软(朱小如)

　　记得初次读东西的小说，感觉很酷。作为一个职业读者，唯有这样的小说读着才过瘾，才觉得棋逢对手，才觉得有挑战性，才觉得“技痒”有写评论的冲动。我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东西：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讲一些特别故事的特别作家。十几年过去了，在他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里，我是否还能读出他当年《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 小说里那种不依不饶的“仇恨”，那种一击毙命的“力量”呢？

　　我的这份犹豫，在读完此小说最后一个字时，才彻底打消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又为什么非要读完最后一个字，才能彻底打消我的犹豫？假如，该小说，只写到汪长尺为篡改儿子汪大志的苦命，不得不接受老板林家柏的“契约”从西江大桥纵身一跃就戛然而止，我可能也就觉得东西这次只是写了个“悲催”的“底层”故事。

　　假如，该小说，不写林方生(汪大志)从警校毕业后，发现“汪长尺案”有漏洞，并开始调查，以致发现假冒的汪长尺尽然还活在人世，且当上了“副局长”。假冒的汪长尺原名牙大山，“高考那年没上线，由他父亲运作，改用同班同学汪长尺的名字，并截留了汪长尺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上了大学。”林方生决心深入调查，却又在汪长尺老家发现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随着进一步调查自己，却“越调查越感到恐怖”。于是，林方生一天深夜来到西江大桥，在当年汪长尺跳下的地方，站到脚发麻。最后只能把调查到的所有证据丢了下去。

　　的确，该小说在作家东西接连抛甩出如此峰回路转的情节包袱之后，小说的效果顿时产生了“屌丝逆袭”式的意义：

　　“善良”、“纯朴”、“苦命”的汪长尺，被他人一度“篡改”，最后逼迫得拿起“自杀式”的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地实施了自我的“篡改”。我们有理由“哀其不幸”，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理由“怒其不争”。

　　假如，该小说，也只写到这为止，我们也就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似乎东西这位小说家要告诉我们在人生中不要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要与“命运”作“拼死”的抗争，不仅要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魔鬼”打交道，更要善于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魔鬼”打交道。但是，作为小说家的东西，却不可能如此简单明了地直白写来。

　　他必然要不断地合理扩展其中每一个离奇而又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详细过程，必然要不断地丰富其中的每一个足够支撑小说整体的独特生活细节。

　　于是，小说从汪长尺高考上线却没被录取的那一天开始，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魔鬼”就没有一刻停止过纠缠和打击他。

　　先是父亲带他举着字牌到教育局示威，不仅没人搭理，父亲因此还闪了腰，送进医院，欠下同学黄葵不少医疗费。到城里建筑工地打工，又碰到黑心老板林家柏拖欠工资，甚至还替老板林家柏顶罪坐过几天牢。回到乡下娶了妻子，没过几天，又险些被当作谋杀黄葵的罪犯被警察调查。用父亲的话来说，汪长尺一生下来就输了，就“输在起跑线上”，“要怪就怪你爷爷，怪他当年为什么不跟着闹革命？”为了让孩子不再“输在起跑线上”，汪长尺夫妻再来城里生活。汪长尺不幸又遭遇“工伤”，妻子小文也只能到不干不净的“洗脚店”工作。受以前工友刘建平挑唆，汪长尺走上索赔道路，官司没打赢想在工地“跳楼”，又被父母以“儿子”出生的理由劝阻了。小文生下儿子取名“大志”，但，养育孩子的日子自然也越发艰难了。

　　于是，无巧不成书的事情发生了。汪长尺到孤儿院去做油漆活，因为做得好，被介绍到孤儿院捐助人方知之家里油漆家具，而巧的是，原来方知之正是他老冤家林家柏的妻子，偏偏又自己生育不了，想从孤儿院收养一个孩子。于是，汪长尺瞒着小文把儿子“大志”送到了林家当儿子。方知之和林家柏，自然对“大志”十分喜爱。而小文却因为儿子“失踪”痛苦万分，最后离开了汪长尺。汪长尺一边独自生活，一边监视着儿子“大志”在林家的“幸福生活”。一直到得知林家柏有了外遇，威胁到“大志”的幸福生活。于是，暗中警告林家柏，但没有效果。不得不铤而走险直接出面与林家柏“摊牌”。于是，林家柏答应给“大志”留下一千万，并给汪长尺父母二十万，而“契约”的条件则是汪长尺必须彻底消失。于是，才有了汪长尺从“西江大桥纵身一跃”的结局。

　　这似乎就是社会的矛盾之处和人性的复杂之处。

　　这似乎也就是 《篡改的命》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

　　这似乎也就是体现东西这位小说家的特别之处。

　　难得东西这样的小说家，敢于把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全部集中地投放在一个人物身上，敢于把看似有些“蹊跷”，却又合符情理、合符生活逻辑的故事情节推向极端，敢于把人性的坚硬和柔软同时拽出最大的张力。令人读着不知不觉地感同身受，感慨不已。

　　(《篡改的命》 东西／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