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孙犁评论(卫建民)

　　晚年孙犁的文学成就和生存状态，是文学界、读书界长期研讨的话题。自从刘宗武汪家明先生以“耕堂劫后十种”为名，将孙犁晚年的十本集子结辑一起，重新编辑出版后，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本，晚年孙犁更形成一个焦点：在目不暇接的出版物中，一位老作家的十本小书，生前既享盛誉，死后佳评如潮，实际已进入不朽之域。

　　那么，“晚年”如何界定呢？如果以60岁为限，60岁后的孙犁，刚刚“解放”。一九七六年后，六十三岁的孙犁开始了毕生创作的又一个丰产期，对于十年浩劫，他曾说：“在二十世纪之末，世界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文字生涯》)。孙犁的十本集子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实现了“再写出十本小书”的宏愿。这时，“文革”已进入后期，他在供职的报社上半天班，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以“见习编辑”的身份审读来稿。回到家里，就是读书、修补书，给书籍包书皮，还有就是养花养鸟，生活似乎已恢复常态，但在劫难中受到创伤的孙犁，却冷眼观察形势，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时时忧虑。周总理逝世后，他破例去邻居家看电视，从《参考消息》上摘录对周的评价，并在书皮上记下当天的感想：“今晚至邻居家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感。”同一条杂记上，他还以敏锐的观察力写道：“邓尚能自持，然恐不能久居政府矣。”这是1976年1月13日，一直被外界误会“不关心政治”的孙犁的思想状态。

　　“文革”后期，孙犁以不合作的姿态抵制“四人帮”的诱惑，用行动否定了当时的暗无天日。所以，晚年孙犁，最重要的是保持晚节。

　　1976年10月以后，历史发生转折，孙犁才从幻灭状态苏醒。他进京参加了劫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见到了久别的同道、朋友，还在会议上发言，情绪亢奋。不过，动乱后的文坛惨状，使敏感的孙犁大为失望，他的存在，在当年的文坛，并不引人注意。我查看过这次会议出版的摄影画册《文坛群星谱》，里面收入“文学前辈”、“后起新星”，用《红楼梦》的话说，“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他就是孙犁，缺少一个孙犁，没人在意，这次文代会，对孙犁来说，真是“为了告别的聚会”。

　　孙犁出生在农村，了解“耕作”的全部含义，所以，“耕堂”绝不是附庸风雅的斋名，而是文学劳动的宣言。在经历了“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二十年的创作空白后，孙犁又开始了笔耕生涯。既然疾病和动乱耽误了那么多的时间，他得赶紧开始耕作了。1979年，《晚华集》出版，以这本小书为标志，晚年孙犁的新面貌渐次呈现，动摇了“四人帮”对他旧有的定评。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专院校中文科通用的教材上，孙犁是和三位作家并列，被编者拨堆儿提及的，而晚年孙犁用辉煌的文学劳动实绩，才使评论界转过头来，并重新评价他早期的作品。

　　文学界曾有一种疑虑：晚年孙犁足不出户，从不“深入生活”，更不参加团体组织的采风活动，这个老头儿，还能写出什么作品？这类善意的疑虑，否定了人的内心是潜在的现实，不了解人是主体，也是自己的客体。晚年孙犁，从媒体、来客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决然独处，就地取材，在回忆的道路上采撷，向历史的深层挖掘，同时撰写了大量的古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见解，抨击现实社会和文坛的不良风气。有些阅读孙犁作品的读者，觉得他晚年的作品“琐碎”，看得不准。其实，孙犁的才气，也使他擅长宏大叙事的创作。《鸡叫》《菜花》《残瓷人》《吃粥有感》等精短作品，是以醇厚的语言记述个体生命的体验，从一粒沙中见世界，是孙犁的风格之一。晚年孙犁的作品，主要在全国几家大报纸发表，赢得众多读者，也提高了报纸副刊的办刊品质。

　　孙犁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不挂名团体、报刊的顾问，不在媒体上露面；有许多自定的清规戒律。这是晚年孙犁的生存方式，也是一些人对他有看法的原因。从我对孙犁的了解看，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他的名言就是“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不参加实际的社会活动，并不是不关心文学界的动态。他搬家后，我去新居看望，看见楼道自制的信箱上贴一张纸条：“同志，请将××报放入信箱。”我那时年轻气盛，对他老人家说：“××报有啥好看的！”他说：“是，没啥好看的，但你在这个圈子里……”圈子里的事情，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不参与罢了，并没有自我“封闭”，更没患“自闭症”。有些事，他真是说到做到。他辞去所有的名誉职务后，连他极尊重的作家丁玲请他担任《中国》杂志的顾问，他都婉言拒绝。在媒体行业逐渐走强后，有些人巴不得天天露脸，用海外的说法是“搏出位”。孙犁不接受采访，是他的戒律。他屏蔽一切有害信息，排除外来的各种干扰，在“耕堂”里挥汗写作，安静读书，为什么反被视作另类呢？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高尚的人，与世无争的人，不向组织伸手索要各种待遇的人，也会被看作是个另类。孙犁是从延安出来的老资格作家，按规定，他应该享受较高级别的待遇，这是许多关心他的人愤愤不平的意见。孙犁本人却修炼到不食人间烟火的段位，关于待遇他“心里也根本没把它当一个什么官儿”(《记邹明》)，他说，“及至晚年，才知道履历的重要。曾有传说有人对我的级别，发生了疑问，差一点儿没有定为处级。此时，我的儿子，也已经该是处级了。”他能随遇而安，加之自尊心强，绝不会为自己的事向组织开口。以住房为例，在进入报社后，他就有好几次分到了不错的房子，只是他个人的原因，没有去住。多伦道旧居，其实是比较大的房子，但却破旧幽暗；在报社，以单位的级别衡量，他算是级别高的。山西一位老作家的孩子去看望他，看到他住在大杂院的老屋里，不解地说：“孙伯伯，您怎么住这样的地方？在太原，我爸他们，每人一座小楼。”孙犁笑着告诉我：“在天津不行，因为还有作出更大牺牲的人……”言外之意是，在天津革命老干部还有不少，要先考虑他们。北京去看望他的老领导、报社的领导，曾动议他的住房问题，已有实际行动，同样是他个人的原因而没有动迁。学湖里的新居，只能算是普通住宅，他却大为满足，认为是“高级住宅”。在一生最后的栖息地，他写了不少清新欢快的作品。

　　1949年进城后，孙犁就在天津日报社工作，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以“前店后厂”的方式，连续在报纸上连载。应该说，作品发表的便利，是创作的可靠保障，假如不是连续作业，顺利见报，而是投寄其他报刊，以他作品的不合时宜，再遭遇退稿、修改，长篇能否完成都是疑问。一个作家与一份报纸，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工作关系上，有一个时期，组织上曾让他有多种选择，他经过慎重考虑，还是选择继续留在报社。到了晚年，他在报社这个温暖的集体里，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关爱。他以报社为家，报社以他为荣。年轻的同仁登门给他理发，替他办理琐碎的事情。《孙犁文集·天津日报珍藏版》收录了他进入报社后，在天津日报发表的所有作品，还有当年的版样、同仁的回忆，是一部绝无仅有、创意独特的纪念文集。其中，邱允盛记述的《孙犁就医志》，透露了孙犁手术住院期间，天津市委、市政府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还有市卫生医疗部门组织的专家小组的工作作风等，感人至深。我看到过一些名人住院后，医院保健处送来的病情报告，报告当然体现患者待遇、组织关心，但仅限于病情、诊治描述均没有温度和感情色彩。孙犁到了晚年，儿女孝顺，集体、组织上关心，怎么会是“悲剧”呢？

　　有一年，我和谢大光兄一起去看望孙犁先生。他在谈话中说道，“有点自卑啊！”我刚好读过一本《自卑与超越》的书，便以书名回答他：“有自卑才有超越。”大光兄带着一个小型录音机，如果录音还在，当证实我此言不虚。在世人眼里的孙犁怎么会自卑呢，从心理学研究，也许这是进入孙犁精神世界的又一路径。

　　叹老嗟卑，说病告苦，也许传统文人身上的通病，就连孙犁也没能免俗；同时，烦恼、“没头火”像老年病一样缠绕在身，直到他不再说话。1975年2月6日，他在《本草纲目》书皮上题写到：“余修书以排遣烦恼，而根源不断，烦恼将长期纠缠于我身。”

　　赵州禅师曾说过：“佛是烦恼，烦恼是佛。”众僧茫然不解，因为佛经上说，佛是脱离苦海、断绝烦恼的觉者，哪里来的烦恼呢？有弟子忙问：“佛为谁而烦恼呢？”禅师曰：“为一切众生烦恼”。弟子又问：“佛祖如何才能免除这些烦恼呢？”赵州禅师厉声道：“免除这些烦恼干什么！”潮汐一样的烦恼一直困扰着孙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