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人应该三条腿走路(郑琼)

在涅瓦河畔

刘文飞与托尔斯泰玄孙在托尔斯泰庄园

刘文飞(左)获俄“莱蒙托夫奖”

　　刘文飞，1959年生，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著名翻译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获得者，俄罗斯第二届“阅读俄罗斯”诗歌翻译奖获得者。主要著作有《诗歌漂流瓶》《明亮的忧伤：重温俄罗斯》《红场漫步》《布罗茨基传》《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别样的风景》《耶鲁笔记》等十余部；译著有《俄国文学史》《普希金诗集》《哲学书简》《文明的孩子》《三诗人书简》《时代的喧嚣》《“百事”一代》《俄罗斯美女》《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等三十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

　　著作等身与一举三得

　　听说《库什涅尔诗选》已经开始销售了，我立即上网订购了一本。其实早在两个多月前，我就收到了译者发来的《库什涅尔诗选》电子稿。库什涅尔虽然摘得本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奖”的桂冠，但我对他的喜爱还远上升不到崇拜的地步。我之所以一定要买它，主要是冲着译者刘文飞去的，更准确地说是为了激励自己。

　　时间还要上溯到5月24日，我去参加刘文飞先生最新译著《悲伤与理智》的发布会，发现刘文飞低调地坐在观众席的一角，于是过去和他打招呼。他马上欠了欠身子，一脸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哈，我不太方便站起来，腰扭了！”原来，前一阵，他和儿子比试举杠铃扭了腰，又诱发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我暗示他其实可以跟主办方“请假”。他笑着说：“我还要感谢这次活动呢，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来透透气。你不知道，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想到前不久在家卧病三日的百无聊赖，我马上说：“是啊，躺着的日子可真难熬！什么都干不了，无聊得很！”“那倒不算什么，我翻译了一本诗集，俄罗斯一个老诗人，库什涅尔的，翻译到精彩的地方，只能‘拍床’叫绝，呵呵。”“您是说您躺在床上还译了一本诗集？！”“啊，没有没有，主要是收尾和校对，扭伤前译得差不多了……”学者的严谨让他马上对我的理解进行了更正。惊讶之余，我不免惭愧。所以，买一本《库什涅尔诗选》放案头，累了就想想译者的精神吧！

　　其实，想来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若不是以这样精勤的态度，以五十来岁的年龄，很难达到出版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译著30余部的成就，更别说还在报纸上发表了那么多散文随笔！还记得有一次去拜访刘先生，其时他4岁的儿子正在学画画，我们让他画一画爸爸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从内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并无父亲的容貌，而是一幅刘先生盯着电脑打字的图画，那“电脑”上还形象地放出了几道光芒。爸爸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得到如此传神的表达，刘先生之用功程度可见一斑。

　　成功者大抵都是在年少时即怀有远大的志向。在一次采访之余，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刘文飞笑着说，你猜我年轻时的理想是什么？做体育记者！原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刘文飞一心想报考新闻系，结果因为外语成绩高而被“抢”到了外语系。但他对体育和新闻的兴趣并没有因此减弱。大学期间，他曾是校田径队的主力，羽毛球也接近专业水准。少年时的刘文飞，即清楚地“知其本末”，既然身在外语系，体育就只能作为业余的爱好。“我们那时候跟现在的大学生可不一样，没有手机、网络可供消遣，书也少得可怜，偶尔得到一本就如获至宝，争相传看，甚至抄阅。记得上大二的时候，身边的书已经不够看了，于是四处找一些没被毁掉的苏联原版书，直接翻译过来看。那时的翻译不是为了出版或者赚稿费，纯粹是为了自己和小伙伴们的阅读，所以劲头十足。我的翻译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说到难忘的大学时光，刘文飞打开了话匣子。

　　1984年研究生毕业，刘文飞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他将在学术研究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刘文飞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定个目标和方向。常有人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一个文人的毕生成就，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标准对于刘文飞来说显然有点低。还不到55岁，他的专著、译著、散文集和编著放在一起大约已经超过其身高了。而说到散文集，刘文飞说这是为自己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我的前辈们大多强调两条腿走路，即学术研究和翻译各不偏废。但我后来发现，在搞学术和做翻译的过程中，会有不少心得想和读者分享，这些心得成了‘多余的话’，放在哪里都不合适，所以我就写下来投给报刊，慢慢就变成了三条腿走路。我觉得这样挺好，在为研究对象和读者服务之余，也给个人的兴趣留些空间，一举三得啊。”

　　刘文飞在事业上实现了三条腿走路的模式，其实，在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在自我管理、生活交际和事业发展之间，他也都在这种三足平衡中自得其乐。有一次，他夫人要出国进修一年，3岁的儿子留下来由他一个人照看。我们劝他请个保姆，他开玩笑说：“只要不吃母乳，我都能搞定！”原来，他迅速按照儿子的时间调整了工作安排，早起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开始阅读学术专著、写文章，到下午3时接孩子回来，陪孩子玩，准备晚饭。晚上，孩子玩拼图游戏或看动画片时他收发邮件、浏览新闻。晚8时，侍弄儿子睡下后开始做翻译，或者撰写报纸的约稿。

　　“那您不觉得接送孩子或者做饭是浪费时间吗？”

　　“没有啊，接送孩子的时候顺便也透透气；做饭就当中场休息了，而且还提高一下厨艺；陪他玩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的爱好和想法，何况，好多玩具确实设计得很巧妙，我也趁机玩一把。家庭生活嘛，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应该好好享受才是，怎么会浪费时间呢。”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销售代表”

　　不过，你要是把话题转到俄罗斯文学的现状，这个刚才还围追堵截儿子遥控车的“童心奶爸”，立即秒变成严肃的大学者。或许，对于刘文飞来说，妻子儿女组成的家是小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圈子组成的是一个大家。他既是自己小家的家长，又是这个大家的会长。一个“长”字，增加了肩上的责任，也迫使他用更长远的目光来审视未来。

　　早在几年前，就曾听刘文飞感慨说，国内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并不少，学术做得也不错，但是没有与国际接轨，要么只顾埋头拉车，不了解国际上的研究现状，要么，做的研究非常前沿，却不注重与国际同行交流看法、分享自己的成果。“要想深入交流，要么是走出去，要么是引进来，但现在的问题是既走不出去，也引不进来。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如果对方根本没听过你这个巷子，怕还是没用，所以关键还是要把酒拿出去给行家品尝。”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刘文飞从自身做起，努力寻找并促成国内同行在国际会议上发声的机会。不过，与国际同行交流的前提是，要保证沟通的流畅性，于是，在日常工作中，刘文飞不但强化自己的俄语口语，同时还加强英语的学习。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2009年，刘文飞到耶鲁大学访学一年。这一年的经历，后来被他写进了《耶鲁笔记》。相信刘文飞是怀揣着雄心踏上美国国土的。而这颗雄心，不是热切成为“黄香蕉”之心，而是“特洛伊木马”之心，或者说他本身即具有中国俄罗斯文学“销售代表”的身份。在这一年里，他多次用英语向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的同行宣讲中国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情况；他参加多场国际会议，现身说法，向国外学者展示中国学者的魅力，并广泛结交斯拉夫学领域的优秀学者。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走出去”之后，就为“引进来”提供了可能。

　　回国之后，刘文飞开始有意识地为国外的“金凤凰”寻找梧桐树。不久，机会来了：首都师范大学欲重点发展几个“拳头”专业，而俄国语言文学专业恰好被选为其中之一。刘文飞经与首师大领导商谈，决定在该校创办国际级的研究平台。经过一两年的筹划和安排，今年4月，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暨俄罗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正式成立，刘文飞出任中心的首席专家。

　　什么事都可用三言两语“逢凶化吉”

　　刘文飞平日里似乎很少为什么事烦恼，也从不抱怨什么事，总能看到事物的光明面，而忽视或者无视其不利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他总能从不利的事情中看到其有利因素。就如有人在他面前抱怨失眠的痛苦，他说：“那多好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看书和写作。”又比如，有学生抱怨普希金研究过多，写论文不知如何下手。他建议其从普希金的小说入手，因为普希金作为一个大诗人，诗歌方面的研究肯定是多不胜数，但小说却容易受到忽视；同时，其诗歌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也可以拿来用到小说上。如此，思路一转，“研究过多”反而成了优点。

　　刘文飞阳光、积极向上，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小好多岁。他视角独特，遇到什么事都能用三言两语“逢凶化吉”。所以，他的学生有什么事也乐于向这位“师兄”般的师父倾诉或求教。有一天，有个学生跟他说：“我父亲生病住院了，姐姐又刚离了婚，我天天为他们担心，没办法专心看资料、写论文……”

　　“你父亲有人照看吗，住院缺钱吗？缺的话我可以帮一些……”

　　“目前不缺，也有人照看，就是看到他很痛苦，我就很担心……”

　　“你觉得担心能治好父亲的病，还是能帮姐姐找到幸福？如果不能，那就做些让父亲开心、让姐姐放心的事，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他们的境况也会好转的。”话是这么说，他还是找机会帮助这位学生。平时遇到一些外事活动需要翻译，他都向主办方推荐她去，希望她能多赚钱补贴家里。暗地帮忙的事，他做得很多。

　　帮助人，既是刘文飞的习惯，也是缅怀父亲的一种方式。父亲曾是安徽老家一所学校的校长——现在这所学校里还矗立着他的铜像。刘文飞从小就看到父亲以善巧的方式帮助一些穷苦的学生，比如替学生交学费，却说是学校减免或奖励的。用父亲的话说，孩子都是有自尊心的，高姿态的帮助反而会伤害到他们幼小的心灵。

　　刘文飞对父亲充满敬爱之情，想等闲下来就带父母四处看看。父亲身体一向硬朗，而且让刘文飞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家族有长寿的基因——奶奶活到近百岁才驾鹤西行，姥姥一百多岁还健在。他想，即使等到退休也来得及。但世事难料，父亲在70岁时不幸猝然离世。那是一场医疗事故，却留给刘文飞永远的遗憾——他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心中突然感到空空的，刘文飞又拾起了久违的诗歌创作。在大学时期，他酷爱诗，还曾在校报上发表过自己的作品，但工作之后就搁置了。现在，想父亲的时候，他就写一写诗，或者一个人开着车到父亲的墓碑前坐一坐。谈到父亲的离世，刘文飞将目光投向远方，久久没有说话。可能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他一有机会就带上母亲到各地逛逛。前不久在西安开会，最后一天安排了考察活动，他避开了各种应酬，借了车，带上母亲去爬翠华山。母亲害怕开车上山会错过一些美景，他说：放心吧，我自有安排，不会让您多走一步路，也不会错过一个景点。

　　在安排事情方面，刘文飞似乎有天赋，他总能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应邀在各地演讲、讲学，出席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接受媒体采访和约稿，同时还要如常进行学术研究和翻译，但从未见他有过慌张或匆忙。相反，他常常显得很从容。他做讲座总是一件件事情娓娓道来，枝干清晰，逻辑明了；他处理事情也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即使是突发事件，他也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对，就如前不久在单向空间举行的中外作家读者见面会上，当开场前几分钟，大屏幕亮起来，上面赫然写着 “主持人：刘文飞”时，他才一脸茫然地说：“哦，原来要我主持啊，没人通知我啊！”但是，宾主落座后，面对中外作家、面对翻译、面对下面一群读者，他很快恢复了一向的从容和淡定：介绍嘉宾、陈述活动议题、引起话题，时而汉语，时而英语，时而俄语，时而还翻译下自己的话，就这样，他有声有色主持了起来，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他为此精心准备了两个月呢。

　　不怕在权威面前出丑露怯

　　从容大都源于自信，而刘文飞的自信，除了源自实力，也源自其平等待人的观念或者说平视一切的态度。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尊重每个人的看法，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遇到小孩子，他会蹲下身来，听他(她)慢慢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而在学术上，则更是如此。他尊敬前辈和大师，但在真理面前，他似乎属于“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派。据说他鼓励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会议上多发言，不要害怕在权威学者面前出丑露怯：“只要你认为有道理，都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他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早在1984年，年仅25岁就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从一句误读的台词谈起》，质疑焦菊隐先生翻译契诃夫《樱桃园》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新生活万岁”，指出应该译为“你好，新生活”——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而焦先生或许受时代影响而有意拔高契诃夫的“政治觉悟”。

　　面对西方学者，他身上也毫无国内学者时有的谦卑。如果对他们的观点有疑问，他会有礼貌地上前“理论”一番。他对学生说：“日韩的斯拉夫学者与我们一样，均非母语，所以无需惧怕；欧美学者，因其语言同属印欧语系，所以有天然的优势，但研究观点并未见得个个正确，我们只要言之有理，也可以平视他们；俄罗斯人在研究中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他们应该感谢咱们，花费毕生精力来研究他们国家的人，应该给咱们颁劳动模范奖才对。哈哈，那就更没理由在他们面前自卑了！”

　　面对大师，他也依然能保持客观地平视而非仰视，在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时，他写了一篇《生日快乐，普希金！》的文章，像祝贺同侪一样表示自己的祝福。在《重提托尔斯泰的出走》一文中，他对托尔斯泰的有悖常情的高蹈思想表示理解，也为托尔斯泰的妻子辩护：“从生活的角度来看，索菲娅奉献多而索取少，是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同样，普希金的妻子也没有必要因其美貌而为普希金的决斗之死埋单。在学术研究中，他也提倡平等对待剧中人，或者说尊重每个人、设身处地了解其行为的合理性：安娜·卡列尼娜为爱出走固然可敬，但丈夫卡列宁本身并无过错，他只是个古板的公务员，不能因为美丽可爱的安娜死了，就将仇恨投向卡列宁。

　　说来奇怪，刘文飞这种不仰视权威的行为反而赢得了学人的仰视。而对于我来说，他对家庭和事业的责任心、他不抱怨的性格、他治学的勤奋与严谨、他的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他的助人为乐，这些品质的逐一累加，让我不由得抬高了视线，以至于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他至少有一米八、九的样子，就像我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被他的多产和译笔精良误导，一直以为他至少有七八十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