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与历史同行——读王昕朋长篇小说《文工团员》(古耜)

　　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文工团员》(载《中国作家》2015年上半年增刊)，讲述了多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文工团员，同新中国一起栉风沐雨、曲折前行的故事。倘若单从题材和故事的角度看，这似乎不那么稀奇新鲜，只是当你通读全篇，却依然会收获不同的体验和启示。作者在构思和构建整部作品时，自觉注入了“通”中求“变”，推陈出新的努力，以致使似曾相识的历史场景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意味。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大时段、大跨度地书写和平环境中军人生活和红色人生的作品屡屡可见。这些作品通常锁定人物的政治生活和历史命运，或重构英雄主义精神，或反思社会极左思潮，它们留给读者的，大都是严肃深沉的内容和刚健宏大的主题。《文工团员》也是一部聚焦共和国军人生活和红色人生的作品，它和同题材作品一样，呼唤英雄主义精神——譬如，以简洁的笔墨写了女文工团员的勇上战场，也在批判社会极左思潮——譬如，透过金浪之死，写了“反右”、“文革”导致的人间悲剧。不过所有这些只是一种背景、一种穿插、一种铺垫，而真正构成作品前场视景的，是文工团员们及其子女后代，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所拥有的爱情经历和婚姻生活，是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因为被不同社会环境所濡染、所裹挟，以致生出的恩怨、曲折，悲喜和忧乐。所有这些，交织成一幕幕缤纷多彩的情感话剧。其中的精神指向固然不乏“问世间，情为何物”的生命探求。但更重要也更见力度的，无疑是对笔下人物浸透于日常生活的纯洁情感、高尚操守的由衷激赏，是对他们在理想照耀之下所呈现的道德与人格之美的热切弘扬——这庶几是作家的文心所在，也是一部《文工团员》的显见优长。

　　在《文工团员》中，何花、马虎这一对红色恋人的情爱长旅，构成了最基本的情节线索。部队文工团出身的何花原本是一位东北乡下姑娘，在父母双亡，被婶婶逼嫁人的路上，不幸误入战场，被解放军团长马虎救出，进而参军。戎马倥偬中，马虎喜欢上了何花，经组织介绍，二人结为伉俪。毋庸讳言，这是一个因为积淀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红色记忆，被许多人所熟知的爱情故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观念背景的转换，这样的爱情故事在近年来的小说叙事中，常常披蒙着被质疑、被反讽和被解构的色彩，而它在《文工团员》中，却得到了足够的认同和积极的诠释。在作家笔下，已经是省军区副司令的马虎，依旧保留了战争中养成的果敢与强悍，但在表达对何花的爱情时，却丝毫不见生硬与傲慢，而是粗犷中兼有执著，细密里不乏大度，风趣间透着体贴。面对比自己大20岁的马副司令的求爱，何花尽管有过彷徨与犹豫，甚至发生过抗争与逃避，但她很快发现，老马善良、诚实、刚毅、宽容，其实颇有可爱之处。而在自己对老马的感激与敬畏里，原本就包含着爱……于是，她默默地接受了眼前的婚姻，情感也渐渐向对方贴近。

　　在接下来长达数十年的时光里，何花和老马像许多普通夫妻一样，经历着岁月对情感的磨蚀和对婚姻的挑战。由于性情气质不同，角色责任有异，他们在一些生活细节和家庭琐事上，或许不无争吵、磕碰。然而，一种依凭共同信仰、事业和经历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是非观、荣辱观，决定了他们每当面对重要人生选择和事关道义的问题上，却总能够彼此理解、心心相印。因为男人的一点私心，马虎并不情愿让何花去艺校学习，但考虑到何花的成长和部队文艺事业的发展，他还是给予批准；买手风琴本是何花的专业急需，然而，当她得知丈夫一直在用有限的津贴接济军烈属，便当即放弃原来的打算。至于在社会风浪的起伏变幻中，他们更是一直不弃不离，同舟共济。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作品在描写婚姻爱情生活时，把较多的笔墨留在了两性相悦的生理层面，作为对曾经的禁欲主义的反拨，这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如果矫枉过正，由此忽略甚至否定了婚姻爱情中的精神要素和理性成分，那么，便同样是生活和人性把握的简单化与浅表化。

　　作为着重透视爱情婚姻的长篇小说，《文工团员》不仅致力于题旨的独特性，而且追求内涵的丰富性。在这部作品中，如果说何花、马虎的同心携手代表了爱情婚姻的理想境界，那么，环绕在何花和马虎周围的几个文工团员家庭和几代人所具有的五色杂陈的爱情婚姻景观，则呈现出生活和人性原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譬如：童灵与金浪的结合看似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但实际上至少在童灵一方，早就蛰伏了轻飘与虚荣的软肋。惟其如此，政治运动一来，她就难免会有失态的举动……这些似乎都在提示今天的人们，务必读懂爱情婚姻这部大书，同时反衬出何花、马虎的美满婚姻，委实来之不易。

　　与作品的题旨营造和意蕴追求相呼应，《文工团员》在艺术表达上亦下了一番功夫，并收到较好的效果。作品描绘的主要人物，如何花、马虎、胖嫂、白菊等，均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其中马虎的豪迈风趣、胖嫂的诙谐爽朗，更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作家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手法，坚持以富有包孕的人物行动来暗示其内心活动，结果是既节省了艺术笔墨，又加快了叙事节奏。倘要论及不足，窃以为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作品描写了三代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但作家使用的却是自然时间和线性结构，这就酿成了作品的内在矛盾，即越到后来，人物越多，相互关系越繁复，而表现空间却越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叙事无形中陷入了被动——因为忙于各种头绪的梳理与交代，以致不得不弱化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