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慰藉(费振钟)

　　新时期到来，汪曾祺复出文坛，从1980年10月在《北京文学》发表《受戒》起，《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组以故乡高邮旧时代生活 为背景的小说联翩问世，引起文学界的积极关注，广受读者热烈欢迎。差不多与此同时，后来被汪曾祺亲切地称为小同乡的陆建华，在高邮开始了对汪曾祺的“跟踪 宣传与研究”。不久，陆建华调入南京江苏省级机关工作，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对汪曾祺的“宣传与研究”始终不懈，笔耕未停。

　　30多年来，陆建华写下的以汪曾祺为专题对象的作品有四种：《汪曾祺传》(1997年)、《汪曾祺的春夏秋冬》(2005年)、《私信中的汪曾 祺》(2011年)、《汪曾祺与〈沙家浜〉》(2014年)。由于这些作品，文学界和读者都把陆建华许为汪曾祺研究专家。单就近20年来的“汪学”看，确 实没有谁比陆建华用功之勤著述之丰，更别说他对所谓汪曾祺研究有着别人不能比肩的第一手资料。而以文学史目之，就算陆建华单写一个汪曾祺，也可说对中国新 时期文学卓有建树了。但我不取这样评价，我的个人观点放在陆建华与汪曾祺之间的传作关联上，或者说放在两个人之间的心灵和精神联系上。我这样说原因有两 条：一、作为师友，我对陆建华与汪曾祺的文字之交有就近的观察与了解；二、陆建华写汪曾祺的这些文字，我读得很细致，也很投入，有些内容因与我的现场记忆 吻合而能反复回味。所以，我可以从别人也许还不够注意的视角，来说明陆建华写作汪曾祺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还有人也可以做到，毕竟陆建华并非与我一人有忘 年之谊，评论陆建华的也大有人在。

　　陆建华自问为什么要写作汪曾祺时，讲过一句朴实无华的话。他说，他要把汪曾祺介绍给家乡高邮。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心理动机，有时候很复杂深 刻，有时候则很简单透明，甚至很纯粹。陆建华萌生这一写作旨意，最早可以溯源到1980年。这年8月，蜇居北京甘家口的汪曾祺，写成著名小说《受戒》，作 者于小说篇末附记道，“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部惊艳19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小说，连同作者的深情旧梦，如此深深感动了远在苏北运河边高邮城里的 陆建华。其时陆建华尚在小城高邮做一名普通文职官员，但他也是本城最能感受1980年代文学界气息声波的作家。陆建华几乎本能地发现，汪曾祺以他重现文坛 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将这个小城最富人性的优美故事传递全国，这使他在惊喜中又添遗憾：汪曾祺给高邮带来这么美好的文学声誉，却没有得到及时响应和回声。 由于特殊关系，陆建华少年自立志文学以来，其实一直暗中长怀关于汪曾祺的想象，现在汪曾祺在中国文坛差不多可称横空出世，陆建华多么希望汪曾祺成为高邮妇 孺皆知的“传奇”，也希望给文化枯竭的小城带来新的生机。以上即可看作陆建华为什么在第一时间评介《受戒》，并且确定写作汪曾祺的长远计划的心理动机。

　　但他真正贴近汪曾祺，又在次年即1981年秋天。一方面为完成汪曾祺的故园之思，正式将汪曾祺引还高邮，一方面也为高邮有机会敞开胸怀接纳这位 游子的艰难回归(第六封信)，陆建华折冲于北京甘家口与地方政府之间，努力的结果自然如愿以偿。秋天里，珠湖荻花初雪，汪曾祺回到他离别42年的故土。陆 建华后来记述说，汪曾祺1939年从运河码头离开高邮前往昆明求学，还是一个未及毕业的高中学生，再返故乡已是满头花发、饱尝人生苦酒的花甲老人。我记 得，陆建华全程陪侍这位他从学生时代就仰慕的老人时，脸上时时流露出来的神情，那是一种追随文学已久而积累起来的内心向往。这时候，人在咫尺，汪曾祺给陆 建华的触动，或许正是“明子”般的赤子形象，而陆建华一定暗自发问，他与汪曾祺何以相通，又是怎样的相通。我特别介绍这一情节，即想说明陆建华对汪曾祺的 写作，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了灵性交流和文学寻根的层次。初读《受戒》一年多来，陆建华连续读过先于《受戒》写成的《异秉》(《雨花》l981年1期)和相继 发表的《大淖记事》(《北京文学》1981年4期)、《岁寒三友》(《十月》1981年3期)，他内心中一些美好的愿景被这些“高邮故事”一再唤起，现在 他需要通过汪曾祺找到合适的表达。陆建华这些心迹，先后在三篇不同题目的文章《悠悠故乡情》(1997年)、《回乡之路》(2009年)、《“跟踪宣传” 汪曾祺》(2012年)里一再陈述尽数托出。

　　古诗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陆建华还有一句直白实诚的话，常常放在嘴边，他多次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写汪曾祺不为名利，只 为喜欢汪曾祺的“文”。为什么“汪文”对陆建华这么重要？在我看来，似乎不止于他倾心汪曾祺文字之美，而是“汪文”联结了一条远久的地方文脉，对陆建华自 己有其“安身立命”的至关重要之处。这条文脉，从北宋词人秦少游开启，后来却再难延续，所谓“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身后五百年”，汪曾祺的出现可算千年之 后又一人。对此，陆建华为家乡骄傲的同时又实怀忧虑。有所忧而有所求，陆建华所求即在于让汪曾祺以及汪曾祺的文字，能够在这个难得的复兴的1980年代， 在这个文脉转易的重要时期，在高邮这片古老土地上深入人心，并且在未来牢牢扎根。

　　交代了陆建华所喜所忧所思所想，应能有所根据且恰如其分地评价他写作汪曾祺的价值了。一般写作，其价值大小高低，可从多方面评估，但无非从个人 与社会两端着眼。在个人，其价值重在主体的发现；在社会，其价值重在客观的认知。就陆建华四部有关汪曾祺的写作而言，欲言其价值，当然也不出上面两条。但 我想提醒，须注意可能产生的一种偏见和成见，即用“汪曾祺的价值”来论衡陆建华写作的认知价值。事实上这比较容易发生，因汪曾祺是开当代文坛风气的大作 家，陆建华在写作身份上难得与汪曾祺对等看待，所以，我担心陆建华对汪曾祺所有那些细致的诠释与解读，会被仅仅简化为一种关于文学和作家写作生活的专业知 识，这样一来势必降低和减轻陆建华的写作对于个人的主体发现价值，看似评估角度问题，其实对陆建华却多有不公。

　　既为防嫌，也为表明我的阅读选择，我推许《私信中的汪曾祺》为陆建华四种著述中最见价值的一本，并力求说明价值之所在。当然，我并非说其他三部不够，仅仅是说这一部作品最能得我心，也最能让我说出我的意见。

　　从1981年7月17日因用《珠湖》夹信起引，到1997年3月18日为《沙家浜》版权事止，汪曾祺去世前共写给陆建华38封信。16年时间不 算长也不算短，汪给陆的信不算少也不算多，“私信”往来中，一个“私”规定了两个人之间对话的私密性，和单独交流的有限可能性。此38封私信，在汪曾祺恐 怕是他晚年仅有的给一个人写得最多的信了，可知对收信人的信任。而写信期间，又是汪曾祺文学生涯中写作最丰盛，内心生活最丰富、最活跃灵动，也最充满了期 待的时段，他的诸多想法无保留却又颇有含蓄地透示于受信人，让受信人亦会产生心心相映甚至惺惺相惜之感。在陆建华与汪曾祺知遇中，我看到一个心灵与另一个 心灵互通以后所激荡起来的涟漪，在这个道孤德寡、伦理崩溃的时代，如何反射出人性的美好洁净，如何显现精神的光度，以及两人在共同的文学关怀下怎样越过私 人领域面向“世道人心”，体现出来深长悠远的文化情致。

　　以上这些，都含在陆建华对汪曾祺38封来信展开的对话之中。显然，在汪曾祺病逝后差不多又一个16年，斯人长已矣，余痛或已平复，而陆建华重设两个人的对话情境，他不仅欲从追忆中回返时间现场，而且要在这回返中重新诠释一个作家和美学家的“文化孤寂”。

　　陆建华不免先从积极方面看汪曾祺的人生变化：“三十八封信——清晰地显示了汪曾祺在新时期从多年冷寂直向辉煌的全过程，简直成了又一部从特别角 度写就的关于他自己的特别的传记”。其实，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汪曾祺即使在1980年代一旦复出便已名满天下，他的内心和精神世界也依然萧疏孤寂。或者 说，度过漫长的30多年艰难岁月的汪曾祺，在文学声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文学与人生的孤独感却越来越深。这一方面，当然由于那些积年的阴影尚 未消除，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仍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挤压着汪曾祺思想和心灵空间。如果说汪曾祺1980年代以前因无法“追求真正的文学之梦”而绝望，身心俱 寂，那么其后16年，他从个人情志转向社会关怀和文化关怀，由于深忧传统的中断与失落，自觉一种文化飘零感；作为一个怀有强烈文化理想的“抒情诗人”，敏 感于生活与时代的汪曾祺，其思想和精神孤独之意则更为深沉。只是曲折隐晦，平常眼睛难以发现。不用说，这些发生在汪曾祺内心世界的情愫，陆建华比我们有更 多体察和更深感受。因他们生在同一个“文化的故乡”，比如汪曾祺这样说：“拾级重登念崇台杰阁几番兴废千载风去归梦里，凭栏四望问绿野平湖何日腾飞万家哀 乐到心头”(第10封信)，陆建华立即明白，失去与秦少游、二王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王西楼的历史联系，对汪曾祺来说，比他与亲族家人关山阻隔更加严 重。比如汪曾祺叹息高邮王学后继无人：“高邮从未闻有人传其学问，殊可感叹也”，陆建华便知悉汪曾祺对家乡文教的兴废继绝有多么牵怀，而何时恢复“二王余 韵百里书声”，不仅是汪曾祺急切的盼望，也是他长期的精神悬疑 (第12封信)。

　　陆建华重设的对话现场，环绕的中心词自是“故乡”无疑。但这个“故乡”，在他们对话中，既是具象的存在，又是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既是他们共有话 语对象，更是他们的语言暗码。在彼此38次应答中，他们谈论品评家乡人物，包括历史掌故、生活轶事，甚至包括著名的高邮鸭蛋，亦如汪曾祺充满诗意地描写故 乡人物之美，以及风土之美、食物之美，这些并非表达汪曾祺的“菰鲈之思”，亦非通常意义上的乡愁。此中“美学”大义，陆建华常有超越现实的领悟。陆建华扼 要阐述说，汪曾祺自认“通俗的抒情诗人”，其一生要“圆”的梦想，不只在文学，而是通过文学达成美好家园回归美好生活，这也是所有人需求的家园和生活，所 以“通俗”。因此，在陆建华的理解中，汪曾祺总以自己的家乡作为寄托，由此建立合乎他的生活美学理想的“故园梦”。而汪曾祺时时流露出来的“有益于世道人 心”的美学思虑，内中恰恰满注着陆建华注意到的那种面对故乡时的“万家哀乐”道德情怀。

　　在陆建华细心觉察下的汪曾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和儒学传统熏陶的文人，既有劝世的殷勤与厚望，又多阅世的犹疑彷徨与绝望。汪曾祺原以为“文 学”是他精神还乡的一条美好途径，然而他希望的时间越久，失望却也就越积越深。陆建华解读第23封信中，披露了汪曾祺“生气”一事。那是1986年9、 10月间，汪曾祺听说高邮要开他的作品讨论会，后来却虚与委蛇的不开了，于是“好老头忍不住生气了”。为什么，陆建华详细陈述了个中心理原因：汪曾祺“是 一个对家乡无比眷念无比真爱的人”，他“天真”地想让自己写的思乡恋乡爱乡作品，在家乡得到共鸣，他可以不在意什么专家的高深分析，能听到家乡父老乡亲们 朴素真情的看法，才是汪曾祺幸福快乐的事。汪曾祺生气，“是他觉得对家乡的一番情意并没有得到热情响应”。更让汪曾祺感到寒心的，还在他第25封信。信 中，汪曾祺对陆建华谈及归还祖居房屋一事，其实陆建华知道，家乡“住房问题是汪曾祺一生永久的痛”，老人的话虽简淡，但情切意重。陆建华另引汪曾祺一篇给 当政者的“陈情书”，来揭示汪曾祺晚年的心意：“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听之让人动容。熟悉《古诗十九 首》中“行行复行行”，以及曹操《短歌行》的人都懂得“越鸟巢南枝”的渴求和“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衷肠。汪曾祺真正想要的，哪里在于一个物质性的房屋， 他要的是用“故居”安顿自己心灵，求得一个文学的最后归宿(在第12、13封信中，汪曾祺告诉陆建华，他想在高邮住一段时间，搜集素材，在70岁时写一部 反映家乡高邮运河的巨著)。然而这个“动人”的愿望汪曾祺至死都未实现，试想被家乡拒绝的汪曾祺有多么伤感和失望。

　　陆建华通过38封信的解读，重新发现了汪曾祺作为“文化孤寂者”的内在形象，无论陆建华怎样力求在客观的维度上描写天真乐观多情重义睿智博学的 汪曾祺，一旦进入心灵层面，一旦试图从心理上解读汪曾祺，那么就不能不如此地将汪曾祺置于“唯美主义”的观看之中，从而塑造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既在历 史存在又在现实中“美学”化的汪曾祺。

　　陆建华一面心仪汪曾祺所持的“乐观主义”文学立场，但当他觉察甚至感染了汪曾祺的这种“文化的孤寂”时，却又体会到这种“乐观主义”的真实作 用，或许是可以拿来抵抗和消解汪曾祺“内在的悲伤”的。于是，陆建华在与汪曾祺的对话中，从自觉的解读者，成为一个自动的解颐人——一个精神上与汪曾祺同 感互动，以深沉真挚的文化同情安慰孤寂的汪曾祺的人；一个从开始到最后，16年间，让汪曾祺时时感到心灵慰藉的人，亦如他在《寂寞与温暖》中的寄寓和企 望。

　　所以，在这部《私信中的汪曾祺》里，陆建华解读汪曾祺同时也解读了自己。我之所谓主体发现的价值，一半又在陆建华写作汪曾祺中完成的自我解读。姑摘“第4封信解读”里的一节文字：

　　以高邮县人民政府名义邀请汪曾祺回乡访问的信，是由我亲自到邮局挂号发出的。本来，这封信完全可以交单位的收发室的同志去处理，但那天下午，我 从县政府办公室那里拿到打印好了的，并盖上县政府红色大印的邀请函送到收发室，负责信件管理的老朱告诉我，今天已去过邮局了，只能明天寄出了。想到汪曾祺 迫切盼望回乡的心情，让他早一天拿到邀请函，就早一天得到快乐！我不好意思让老朱为一封信再去邮局，决定自己到邮局走一趟。

　　这节文字，初读不甚留意，再读之下，温暖感人，犹如亲历。陆建华这样写自己当日寄函之事，字里行间看不到一点矫饰，看不到“存心使人感动”的做作，只有天性中生发出来的关怀之情，为了在寂寞中等待了42年的老人“早一天得到快乐”，就是如此的简朴实在。

　　检索38封信解读，像这类事关汪曾祺“快乐”的事不在少数，来自陆建华的关怀与温暖，可以说16年间源源不断地送到汪曾祺的心头。当汪曾祺在他 蒲黄榆(1983年由甘家口迁入)书房里写作时，有一双惊喜的眼睛，悄悄地代替着家乡的期待，激励老人手中的笔而不致倦怠(第16封信)；当汪曾祺用《故 乡食物》传达他的乡思时，随着每年春季里的鸭蛋，这双温情的眼睛，带去了汪曾祺全部的欢喜(第21封信)；甚或汪曾祺因曾写作《沙家浜》，遭遇某种历史误 解，及至后来又因版权纠纷蒙受诟难时，还是这双善良的眼睛，努力寻求真相，全力解脱老人的疑惧(第38封信)。汪曾祺对陆建华尽管没有说过多少感谢，但就 如那一句“鸭蛋已经吃完了，信却没有回，真不像话”的“自责”，可想象汪曾祺其实十分动容，而陆建华亦深信汪曾祺是因为欢喜才这样说话。

　　我注意到，《私信中的汪曾祺》使用了这样一些经典句语：“一枝一叶总关情”，“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对此作者当有具体而微的领会。前面说过， 陆建华与汪曾祺的关系，是建立在“文化故乡”的纽带上的，故而“枝叶”之情、“濡沫”之感始终浸润在他们的对话中间，从而升腾为心灵的慰藉与温暖气息。也 许，陆建华解读汪曾祺，本无意解读自己，可他无法舍去这样的同情与依存关系而置身其外。所以不能不在解读真实的汪曾祺的同时，写出自己的真实；不能不在 “爱”汪曾祺的同时，写出自己的“可爱”，也不能不在“为了老人的快乐”的同时，写出自己为这样的快乐所尽的一份责任和情义。如果说汪曾祺晚年得一陆建华 是老人的幸运，那么何尝不可以说陆建华得汪曾祺亦是陆建华的幸运。说到这里，我眼前再次浮现中学生陆建华的形象，那是1957年，他在《人民文学》上第一 次看见汪曾祺的名字，心情激动，慕想联翩，多少年之后，他们在38封信里“知遇”，难道这不是一种注定的缘分吗？

　　又所以，即便陆建华在《私信中的汪曾祺》里“反客为主”，我也理解为这是为文际情不得已。最后，我想再推荐陆建华的一篇散文《绝唱》，这篇散文 记述作者家乡的“牛歌”，号为“唻唻”。无词的歌，一字唱尽千年寂寞。我以为，陆建华的这篇文字，可与《私信中的汪曾祺》的意绪暗通款曲。故土上那些寂寞 而孤独的人，谁来主动理解和安慰他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