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记者”叶永烈(张鹏)

作家叶永烈

　　不久前，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做一场名为“我做口述历史走名人路线”的讲座。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粉丝早早就赶到现场，大家拿着《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着叶永烈签名，期望一睹这位“从小看着他的书长大”的作家的真容。

　　作为一名70后，叶永烈这个名字深深镌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他是一代人心中科幻梦的启蒙者，“小灵通”开启了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憧憬。然而多年后，我们惊异地发现，印象中那个风趣幽默的“小灵通之父”不见了，《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傅雷与傅聪》……一本本走进历史深处的传记和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叶永烈。

　　所以，有人称他为“双面叶永烈”，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发现他岂止是“双面”，简直是“多面”：他曾是个爱好科学和写作的北大学生；他是个迷恋数码产品的“技术宅男”；他是“私家档案馆”的馆长；他是个锲而不舍的采访狂人；他是个刨根究底的“细节控”；他还曾被人误以为是便衣警察……

　　■ 张  鹏

　　1 “晚报笔法”影响一生

　　“我19岁写了第一本书，20岁写了《十万个为什么》，21岁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22岁写了《科普掠影》、《生活科学》、《四季简史》、《知识之花》。”叶永烈回忆，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校园，那时他是一名北大学生。

　　不少读者对此深感惊异，他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作品时居然那么年轻。《十万个为什么》算是叶永烈的第一部大作，全套书900多个题目，他撰写了300个。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叶永烈的大名，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笔名“叶艇”，这个名字当时频繁地出现在《北京晚报》上。“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2月7日。当时，我21岁，在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同时，我以笔名‘叶艇’在《北京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发表许多知识小品。”

　　这段晚报作者生涯，给叶永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报的文章注意趣味性，寓知识、寓教育于趣味之中，绝不可板起面孔跟读者谈话，文章要写得通俗、活泼、引人入胜。最初，我写的文章内容枯燥，学术名词太多。写多了，才慢慢知道要用聊天的口气写晚报文章。晚报副刊乃尺幅之地，惜字如金，革除空话、废话，说给晚报写文章像打电报似的字斟句酌，当然未免有点夸张，但晚报的文章必须挤干一切‘水分’，确实如此。”

　　叶永烈由此练就了一种“晚报笔法”，竟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风格。“常给晚报写稿，使我变得勤快起来。想到什么好题目，马上构思，马上动笔，脑子常用常灵，笔头越写越快。这种‘晚报笔法’使我写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时，也注意可读性，努力出新和讲求简练。”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叶永烈科普作品的黄金时代，“文革”结束后，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月出一本书的纪录。可是1983年之后，他的科普作家生涯戛然而止，走上了另一条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道路，文风突变给人们留下了“双面叶永烈”之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最终，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

　　“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四十而不惑，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呼唤，觉得科普作品难以表达我的思想；二是在1983年底我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使我决心离开科普界；三是经过考核，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首批专业作家，从上海科协调往上海作协，意味着从‘科’转‘文’。”就这样，叶永烈的目光从科学转向历史，他的人生色彩也变得更为丰富起来。

　　2 家里游泳馆改成档案馆

　　虽然无缘参观叶永烈在上海的家，但是从他带来的照片中，我却可以一窥他书房的情景，书房里占据最大空间的是一个六层十二格的铁皮档案柜，里面是排列整齐分类标注的磁带、档案、书信，另一个从地板到屋顶的柜子里全是一摞一摞的手稿，甚至他家阳台上的游泳池也改成了档案室。

　　有一张叶永烈在“游泳池”工作的照片，可以看到池中瓷砖都没有换，四面和顶上搭了玻璃棚子，原本下水的阶梯处加设了一个门，一溜齐腰高的书柜背对背在中间一字排开。“这个柜子是定做的。来安装的师傅一开始还以为我们家是卖鞋的，因为在我们之前有家鞋店也定做了一模一样的柜子。”

　　叶永烈笑称他的家就是一个“私家档案馆”，而他自己就是馆长，这些档案不容小觑，里面有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正是通过档案，叶永烈破解了中共一大的“密探之谜”。当时正是由于这个突然闯入的“密探”，一大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而这个“密探”到底是谁，多年来没有查清，成为一段悬案。叶永烈为了写《红色的起点》，找到当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担任督察长的薛耕莘。说起1921年的往事，薛耕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记得一个叫程子卿的人，原是青帮人员，后来被黄金荣介绍到巡捕房，正是这个人打探到一大的开会地址并闯了进去刺探，幸好与会人员及时撤离，才免于被捕。叶永烈后来想办法从档案中找到了程子卿的工作证，并从薛耕莘1972年的一份材料，印证了这个说法。“密探之谜”最终获得了党史专家的认可。

　　社会上一度流传的关于傅雷服毒而死的说法也是因为一纸档案被扭转的。叶永烈当年写《傅雷传》时，首先采访的是第一目击证人保姆。“服毒就是保姆说出来的，实际上她因为胆子小并没看到现场，她看到尸体已经出现了尸斑，就认为是服毒。当时傅雷家中养花，有敌敌畏，所以她合理地想象成傅雷服敌敌畏自杀。《傅雷传》开头我也是写傅雷服毒自杀，书发表前采访民警，听他说应该会有死亡档案。民警找到档案后，发现里面有法医的鉴定书、照片，还有当事人——第一个进入现场的民警的口述，这就不会有错了。”这份档案还原了当时的真实情景，傅雷夫妇是把家中的一条土布被单撕成长条后，一左一右自缢于钢窗上。

　　写《马思聪传》的时候，叶永烈通过公安部的关系拿到了马思聪出走的所有档案，整整四大口袋，被标为“002号专案”，因为马思聪出走香港时乘坐的小艇是002号。由于掌握了翔实的资料，马思聪出走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路线，乘坐的车船班次叶永烈都写得一清二楚，“马思聪看到之后都大为惊讶，因为有些事情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一度以为写这本传记的是公安部专案组的负责人。”

历史的绝响——叶永烈众多的采访录音带。

叶永烈把家用游泳池改成了私家档案馆与藏书室。

　　3 被误认为便衣警察

　　“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我还是一个常驻北京的上海作家，我夫人说我这些年去北京的次数比去上海南京路还多。”当叶永烈笑着说起这些的时候，表情很轻松，背后却是一次次艰难的采访经历。

　　“旧闻记者”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这些人基本都住在北京，又因为采访的常常是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事件，吃闭门羹、遭到冷遇是常事，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跑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来北京采访，都托朋友的关系住在公安部招待所，除了我以外，那里住的全是戴大檐帽的警察，可能是我住的次数太多了，后来人家都以为我是上海来的便衣。”

　　叶永烈印象中最艰难的一个采访对象是陈伯达。“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忆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就这样直接拒绝了我。”

　　叶永烈不死心，他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他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他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才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陈伯达家在北京一处偏远的楼房顶层，叶永烈到他家门口，大门紧闭，由于事先托人打过招呼，他敲门后是陈伯达的儿子开了门。经过精心的考虑，叶永烈用了这样一句开场白，他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问道。“在北京大学。”叶永烈答道。于是，他说起一段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在中国作报告，要带‘翻译’！”陈伯达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采访的氛围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叶永烈乘势“追击”：“我研究过你的著作，也查阅过你的专案材料，你是历史的当事人。你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愿意谈什么，就谈什么。”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不作正面答复。他反问，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

　　“他一听，显得十分满意，知道我刚才所说研究过他的著作，并非随便说说。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从采访的技巧而言，这叫‘切入点’。切入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恰当。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这时叶永烈意识到，陈伯达实际上已经在接受他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采访变得越来越顺利，1989年中秋节，陈伯达特别高兴，叶永烈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这和他平时面无表情的样子很不同，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给叶永烈，想不到，这成了他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去世。叶永烈感慨地说：“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出狱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这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和灵活多变的技巧让叶永烈成功采访到诸多名人，他三访张耀祠将军，首次把逮捕“四人帮”的细节公之于世；他在中南海和陈云夫人长谈，了解了很多家庭趣事，使《陈云传》更为生动可信；他还通过采访和梁实秋夫人韩菁菁成为朋友，韩菁菁信任地把和梁实秋的全部书信给他看……

　　4 左眼失明变成“科技宅男”

　　叶永烈一向以高产闻名，当我问起他这些年作品的总量，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科普作品1000万字，纪实文学1500万字，行走文学500万字，50多年总共写了3000万字的作品。”

　　这是大多数作家都达不到的数字，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叶永烈对写作的热爱和激情，更令人吃惊的是，将近一半的作品是他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使我能安安稳稳写作，这样，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

　　叶永烈曾经经历过两次“危机”，险些无法写作。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他被扣上“文艺黑线干将”的帽子，被迫封笔8年，饱受煎熬，当终于有编辑找他约稿，虽然没有一分钱稿费，他仍然狂喜不已。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一家人吃完饭，妻子杨惠芬把两个年幼的孩子支开，叶永烈就趴在矮矮的小饭桌上写字，写好的稿子放在菜篮子里吊起来，一摞一摞的。就是这么拼命地写，攒了一大批稿子，“文革”后的他才能创造一个月出一本新书的奇迹。

　　第二次危机则是失明。叶永烈的“视力衰竭”早在1991年就发作了，医院当时确诊是视网膜脱落，已经很严重了，他当即在一家大医院做了手术。

　　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眼睛被纱布蒙起来了，医生嘱咐他说，一个月以内不准看书看报、不准写作，这对叶永烈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于是他就“盲写”。妻子杨惠芬解释什么叫盲写：“他眼睛不看，我拿一个木头的板子给他，上面有一张白纸，他拿着笔在上面写，写出的字，歪歪扭扭的，有时候是重重叠叠的，然后我再帮他抄。”

　　然而，手术效果并不好，叶永烈的左眼从此就一点视力也没有了，而他的右眼又是800度的近视。视网膜脱落往往会两眼相继发作，所以医生劝叶永烈换个少用眼睛的职业，要他尽量不要再写东西了，因为如此持续下去别说工作，就是日常生活都将难以自理。叶永烈却说，不能换职业。

　　叶永烈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电脑代笔。1992年，他就买了一台当时最新的“286”电脑。他也成为首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用电脑不像手写那样累，字可以放得很大，眼睛就轻松多了。唯一感到遗憾的，用了电脑写作，就没有手稿了”。

　　这次危机的一个意外结局是，叶永烈从此走上了“技术宅男”之路。叶永烈家里，常常让去过的朋友大吃一惊，除了电脑和数码相机，还有体积庞大的商务用复印机、一般家庭很少见的碎纸机、各种各样的让人叫不出名字的最新电子产品。“就连我在美国工作了多年的儿子，也称我是‘高科技老爸’。”叶永烈得意地说。

　　由于视力问题，叶永烈曾经打算在2000年，也就是他60岁那年封笔，然而最终还是封不住，或者说舍不得封，花甲之后反而笔耕更勤，写出了20多本新书。最近，叶永烈关于上海的35万字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即将出版。

　　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他说：“我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生命。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长蛇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