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未完成式”大师的成就与遗憾(余三定)

——序《袁可嘉研究》

廖四平著《袁可嘉研究》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有机会阅读廖四平的《袁可嘉研究》书稿清样，这不仅持续给我带来阅读的快乐，而且引起我多方面的思索，其中该书以下四点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著者对袁可嘉的研究达到了非常系统、全面、深刻的层次。《袁可嘉研究》在对袁可嘉的生平传略进行具体、系统述评的基础上，依次对袁可嘉的诗论、袁可嘉的诗歌创作、袁可嘉的外国诗歌翻译、袁可嘉的外国文学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等等，作出了系统分析、全面总结和深度把握。其中的不少分析和论述堪称精辟。比如著者指出袁可嘉的诗歌是“现代化”的新诗(著者指出袁可嘉的诗歌“既是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又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最为成功地按照一种诗论创作出来的诗歌”)，肯定袁可嘉的诗论是“新诗现代化”的诗歌理论(著者指出，在袁可嘉看来，所谓“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认为袁可嘉的“都市”题材的诗歌其主要特点是政治性与诗性的完美结合，等等，都是很有见地、很具深度的。

　　其次是，著者自觉地将袁可嘉放置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个宏观的社会大背景(包括文学大背景和学术大背景)来观照、分析和解读，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袁可嘉的人生命运和事业成就，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我们透过袁可嘉这个具有典型知识分子意义的个案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袁可嘉研究》的“引论”题为“‘未完成式’大师：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缩影”，说明著者既是想努力深入解读袁可嘉，同时也是想借助对袁可嘉的解读进而窥见“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群体面貌。著者提出了“‘未完成式’大师”的概念，何谓“‘未完成式’大师”？所谓“‘未完成式’大师”在这里是指未能“善始善终”、充分舒展其才华、取得与其才华相匹配的成就的“大师”。著者据此认为，从这一特定的内涵来看，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中的那些“大师”实际上多为“‘未完成式’大师”。著者进而分析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多为“‘未完成式’大师”的深层原因，指出，郭沫若、胡适之所以最终成为“‘未完成式’大师”，固然外在的原因很重要，但内在的原因也很重要——他们没有“恒心”、不能“善始善终”：都因为各自的“社会责任感”过于膨胀或曰经不起功名利禄的诱惑而自愿“嫁作商人妇”；鲁迅、刘半农之所以最终成为“‘未完成式’大师”，最主要的是外在的原因——“天不假年”！袁可嘉之所以最终成为“‘未完成式’大师”，也主要是外在的原因。著者接下去对袁可嘉最终成为“‘未完成式’大师”的外在原因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梳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三是，展开关于袁可嘉研究的研究，可谓别开生面。《袁可嘉研究》的最后一章即第六章题为“袁可嘉研究之研究”。“研究之研究”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围。“学术史”就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即研究过往学术发展的历程。简言之，学术史就是学术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和研究，从而寻找出学术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个案研究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廖四平在书中说，迄今为止，有关袁可嘉的研究论著可谓为数不少了——仅中国知网所收录的关于袁可嘉的论文在一百篇以上；论及过袁可嘉的论文更多——差不多凡是论述或论及20世纪40年代诗潮的论文都论及过袁可嘉；论及过袁可嘉的著作也很多——各类中国现代文学史、新诗史以及论述或论及过20世纪40年代诗潮的专著都论述或论及过袁可嘉……基于上面的整体把握，著者接着从七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袁可嘉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分析了其特点。

　　其四是，对“大师”进行了颇具学理性和说服力的探讨。什么是“大师”？笔者认为，在当今学术界有几类所谓的“学术大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师，该文具体分析说：其一，学术名流不是“学术大师”；其二，学界高管(高官)不是“学术大师”；其三，学术掮客(学术掮客，也称“学术批发商”“学术包工头”，严重的或可称为“学霸”“学阀”)不是“学术大师”。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大师”呢？笔者未能作出正面回答，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现在读廖四平的这部著作，看到了他对“大师”(廖四平所说的“大师”包含了我说的“学术大师”)的正面论述，自然感到十分高兴和佩服。著者在该书“引论”中分析并明确指出说：所谓“大师”，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件”：其一，在某一方面开一代风气，如鲁迅在小说创作及“中国小说史”研究等方面；其二，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果，如鲁迅有《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等；其三，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如鲁迅既能从事小说研究，又能创作小说，还能写“时事评论”之类的杂文。我认为，廖四平归纳的这三条应该说概括了“大师”的基本和主要特征，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和说服力，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