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扎耳洞到女性写作(刘琼)

　　写下这几个字，第一个想到的人居然是张中行。被称为“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是女作家杨沫的“前夫”，在杨沫的成名作《青春之歌》里“扮演”了不太光彩的地主家落后公子的原型：胆小、自私、少情趣。现实版的张中行呢？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有人写文章为其翻案，说这位北大毕业的先生文雅、忠厚、有才学，一介不折不扣的旧式君子也。有情还是无情，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眼里差异如许巨大。杨沫笔下了无好处的张中行，写过一系列关于妇女的文章并辑集出版，书名即《关于妇女》。这本书曾是我的书架的座上宾。薄薄的小册子，在妇女的德容、才具、见闻中谈妇女的政治，风雅、风趣，是上世纪前叶文人随笔的风味——识见绕是丰厚。可惜，男女之情非识见丰厚者就可拥有，善于纸上谈兵的先生，临到末了，也未能让那个倔犟的女子瞧上一眼。当然，《青春之歌》几乎也成了杨沫作为作家的绝响。

　　杨沫和张中行的关系，让我想到了另一个同时代的女作家萧红。萧红在她著名的自传散文集 《商市街》里，写自己从呼兰逃婚后又折回“被逃婚”的未婚夫身边并在哈尔滨的小旅馆同居，怀孕后遭其遗弃，险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是萧军的原型三郎侠客般出现，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二萧”故事。这一位“被逃婚”的未婚夫叫汪恩甲，在女作家的文字里影影绰绰，恶习，绝情，无良，等等，这是我们从极为感性的文字获得的形象。萧红生过的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也是这位前未婚夫。孩子后来送了人。客观上，可不可以说，没有逃婚和遗弃，就没有现代文学史上的萧红和《生死场》？这个“汪恩甲”在萧红的现实人生和文学人生里，应该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名。

　　逃婚，失爱，孤独，病症，等等，丁玲、石评梅、黄卢隐、苏青，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现代文学史上这些女作家的早期作品几乎都共有这些元素，另一个共性，是她们的早期写作基本都带自传色彩。又岂止中国现代文学，小说最早出现在欧洲中产阶级太太的客厅，小说写作首先被妇女热爱，成为消遣、宣泄、移情的工具，承载着对女性主体人生的修补以及呈现作用。所以，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开始，到简·奥斯丁，到弗吉利亚·沃尔夫，以至凌叔华和陈西滢的客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客厅、冰心和吴文藻的客厅，写作在女性生活中扮演着抒情和自白的角色，是爱和示爱，是补充不足人生的营养品。我们也知道了，写作的可持续性和成就感的完成，有赖于两个基本元素：人和空间。人，包括女作家和她的粉丝、支持者、同道者；空间，以客厅为名的各种容纳信息、交换话语的平台。人和空间兼备，写作和传播的内循环就基本完成了。

　　从传播的角度，我倾向于认为，女作家理应比男作家更容易出人头地才是。毕竟，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男权占主导地位，已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出于对女性的谦让、同情和爱好，愿意为女性的文艺创作击赏买单者自然很多。但是，且住，正是出于男性对女性的爱好，女作家被赏析的标准显然不纯粹，往往是“才”之外的“情”“德”“容”大于“才”，所以中国古人写理想女性，必以“才貌双全”为标准，蔡文姬、李清照无不如是，退一步，假使才貌不能两全，那就宁愿貌大于才，比如薛涛、卫夫人这一类型，多么有才华没看出来，之所以成为一时之才女，想来想去，可能是美貌在前。既有美貌，又不乏一些才华，可不就成为天下男人向往的神仙眷侣吗？

　　男性写作可就没有这么多优势了。“男才女貌”，男要有才，方有出息。于是，众多的男作家，从托尔斯泰到海明威、马尔克斯，必须为政治、历史、人生写作。从整个文学史来看，主题或题材决定写作价值是客观必然。为历史写作的人，也成了文学历史的大人物。书写嘈嘈切切人生的女作家们往往只能忝列二路、三路角色。

　　对才的轻慢，降低女性对写作本体的追求，不能不怀疑这是一个男性集体阴谋。男女写作的事实成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文学本身是多汁的蜜桃，女性写作供应的是那股蜜甜的滋味。没有女性写作，这部文学史就不是文学，而且我们也乐意看到女作家生动、感性、真切的文字。故此，我也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把萧红和张爱玲重新“打捞”出来，那么多学者给予喝彩。前两年，看到一辈子生活在小镇上的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知为什么，比莫言获奖更让我高兴——它让我看到写作本身自由自在的价值。

　　第二个想到的人当然是我的同乡胡适胡博士。胡适家里有个小脚女人叫江冬秀，特别厉害，大字不识一个，不仅打败了胡博士的青春女伴，而且打败了胡博士的红颜知己。胡适本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儒雅、英俊、洋派，传说中的男神不过如此，所以当其时也有许多女子为其倾倒。那位解放后做了安徽大学教授的曹女士为胡公子伤神一生，死后还将遗骸埋在公子回家必经的路上。这样的痴情，于今尚有否？设想，如果胡适的性别换作一女性，有这么跌宕的经历，应该会写出很多爱而不得不放弃的缱绻文字吧。胡适的《两只蝴蝶》，是不是爱情诗，还没有定论。所以，胡适终是理性占上风的理论家，而不是激情四射的诗人、小说家。

　　以上说的这些，跟扎耳洞有什么关系？好了，到此应该写点正题了。

　　扎耳洞，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女子专属，看各国各种考古实物，身为男性带耳环者我还真没发现。“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可见，无论怎样好强的女子——那些认为自己天生是男性的女子另当别论，说来说去，对于性别自身的审美是本能，也是本事。有性别审美的本能，且延展至男性、社会等等其他层面，且有本事把它们进行审美化的表达，就成为女性写作了。

　　至于为什么要扎耳洞，今天的人可能只为“审美”，但起初应非如此，即如音乐舞蹈的最初发生，精神上的祈福要大于审美一样。在今天的一些部落，耳环还是灵魂和精神的符号。不太清楚为什么是耳环而不是臂环或其他，但想来，一是耳朵上的细小神经少，戴上耳环少风险、少痛苦；二是耳朵与听力有关，先聪后明，灵魂和精神从听这个感觉起步。因此，寺庙里的佛像，耳朵都较厚大。寻常老百姓评论人有无福相，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耳朵的大小厚薄。耳朵和耳洞之被重视由此可见。不仅中国古代女性从小要扎耳洞，我们言必称“西”的西方职业妇女，正式场合的装束之一也是穿裙装戴耳环。不仅如此，夜店里的朋克耳朵上已经扎出了五六个洞，当然，一只耳朵上扎洞成时尚，而男子扎耳洞早已不是新鲜事了。中国今天的妇女，从抛弃性别修饰，到性别美感的轰然觉醒，我认为是巨大进步。男女自来有别，男有男才，女有女貌，大道法乎自然。至于女性写作，也如此。女性写作的初心，身为女子者没有忘记吧？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