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见证民族发展的进程——新时期侗族文学发展简况(杨玉梅)

　　侗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作家创作基本上都是使用汉文。与民间文学悠久灿烂的历史相比，侗族作家文学发轫较晚，从目前史料来看大抵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且主要是诗歌。但是清代之前保留下来的作品寥寥无几，只有清代之后出现的诗人留下了一些诗作。侗族小说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开始出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开拓者是苗延秀。

　　新中国成立后，苗延秀、杨志一、柯原、滕树嵩、张作为、李鸣高、龙世辉、刘荣敏、袁仁琮、谭良洲等作家不断写出优秀之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侗族地区在改革中实现跨越性发展，侗族文学也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30多年来，侗族文学力量薪火相传，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作家构成的作家队伍。文学前辈走过坎坷岁月，到新时期笔耕不辍，将丰富的生活经历、深厚的文化积累与独特的思考诉诸笔端，创作出一大批内容厚重的优秀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熊飞、粟周熊、吴浩、张泽忠、黄松柏、刘芝凤、隆振彪、石干成、潘年英、蔡劲松、陆景川、吴桂贞、田均权、莫俊荣、杨曦等作家崛起，他们的作品饱含文学理想和民族情怀，不断创新求索，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新世纪以来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如杨仕芳、陈守湖、龙章辉、杨钧特、吴基伟、杨林、雄黄、姚瑶、谢以科、姚文等，带着青春的锐气和文学的激情，为侗族文学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三代作家辛勤耕耘，在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探索中不断开拓创新，共同推动着侗族文学的发展进步。虽然每个作家的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共性特征。

　　首先，新时期侗族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侗乡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30多年来，在贫困中求发展一直都是侗族地区的时代主题。侗族作家书写了大量反映侗族地区社会变迁和发展进步的作品，展现了侗族人民走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波澜壮阔的新生活，许多作品都具有历史性的开拓意义。如滕树嵩的长篇小说《风满木楼》生动展示了解放前夕黔东南清水江畔侗族地区大分裂大动荡的复杂斗争生活，反映了侗族人民寻求革命走向解放道路的艰难历程。滕树嵩说：“许多民族的作家早就完成了反映本民族斗争历史的任务，可我还在花时间填补空白。《风满木楼》这部长篇，就是为填补空白而写的。”张作为在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原林深处》，是侗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作品不是取材于侗族生活，而是表现云南哀牢山原林中苦聪人出山定居的艰难历程，也是开历史先河之作。龙月江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侗妹》真实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普通百姓及在京侗族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新时期初期，侗族作家张扬启蒙和理性的旗帜，批判封建思想和落后习俗，控诉“文革”的黑暗，反思历史，作家在新旧冲突中欢呼新时代的来临。如吴浩的《鬼妹》通过女主人公阿欢的坎坷人生表现侗族女性的命运悲剧，充满了启蒙意识。熊飞的《山葬》对长久存在的落后古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谭良洲的《高高的盘琴岭》充满了浓重的伤痕意味。杨进恒的《人情债》生动描绘了侗乡摆脱贫穷走进新生活的欢喜面貌。进入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到民族地区。侗族作家敏锐发现生活的新动向，他们描写现代文明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冲击，表现底层百姓生存的困境。如潘年英的小说《连年家书》通过盘村弟弟妹妹的命运挣扎，展示了底层百姓从乡村进入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种种酸楚和无奈。20多年来，潘年英立足于精神的故乡盘村，创作了长篇小说《故乡信札》《木楼人家》《寂寞银河》等，通过乡村普通人物的生命形态反映侗乡社会生活变迁，反思现代化给侗乡带来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时代气息为新时期侗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勃勃生机与发展活力。

　　第二，很多作家保持对民族性的自觉求索，作品充满浓郁的侗族文化特色，实现了文学自觉与文化自觉的统一。

　　新时期以来，侗族作家自觉关注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历史，潜心从本民族悠久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变革现实中汲取艺术养分，表现侗乡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求索。如刘荣敏的《龙塘门客俏》、袁仁琮的《朵约和普尼》、谭良洲的《侗乡》、张泽忠的《方太阳》、石干成的《五爹趣事》、隆振彪的《白牛》、余达忠的《黄昏》等中短篇小说，石玉锡的《金桂》、杨仕芳的《故乡在别处》等长篇小说，杨曦的《寻找侗族大歌》、陆景川的《向世界敞开大门》等散文集，黄钟警的《我的侗乡》、雄黄的《岑庄》等诗集，都是关于侗乡社会生活的生动述说。他们满怀民族文化情怀，在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展示一种生命存在、一种人生境遇，塑造民族精神，传达作家对社会、对人生、对民族未来发展的深刻认识与思考。对民族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和对积淀久远的传统文化的自觉挖掘，为侗族作家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第三，文学题材、主题日益丰富，在文学艺术上探索多向度发展。

　　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学自身观念也在发展。侗族作家也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不断扩大了文学表现的自由度，文学思想观念充满着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学题材、主题思想的丰富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在侗族文学历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小说方面，侗族作家一方面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书写出一大批反映中国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又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久远的历史，从民族历史文化纵深中发掘创作的资源，多方面多角度地观察和反映生活。如袁仁琮的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通过王阳明的治学和从政经历，再现了明代中叶官僚政治的腐朽没落与社会的荒唐破败，展现了中国历代文人的命运沉浮与经国济世的抱负。长篇小说《血雨》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为时代背景，主要描绘了一心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回国后所遭受的囚禁生活及其精神折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成为革命的领导人、中国为何选择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还有近百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反映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期间贵州侗乡社会的发展变迁，既具有历史小说的深刻思考与总结回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深刻阐释了“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的道理。作者对现实和历史反映的广度和挖掘的深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具有独特地位。

　　再如蔡劲松，最初从诗歌创作步入文坛，20多年来坚持诗歌、散文与小说三管齐下，在文学中追忆故乡，探索生命的秘密，追求精神的高度。在小说集《亮是什么颜色的》中，他描绘了成长的复杂体验，既是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长篇小说《觅果者》以诗意的文笔讲述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困惑、婚姻的突围和事业的求索，饱含对生活的深刻思索和独特想象。此外，蔡劲松还创作了大量雕塑、油画、水墨画、摄影作品，“紧握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的银钥匙，让寻梦之路向远处延伸”。他在文学与艺术中自由穿行，实现了文学与艺术的交融共通，为文学艺术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诗歌方面，诗人将深厚的生活积累、丰富的思想情感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融为一体，精彩纷呈。如诗人杨志一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创作了不少诗歌，自由诗、古体诗皆有。解放后，他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新生活的作品。新时期以来，他广泛深入到侗族地区，写下了大量侗乡题材的古体诗，表达侗家拳拳赤子的民族深情。军旅诗人柯原坚持文学创作60多年，创作了许多反映军旅生活、歌颂新时代的诗歌，如《露营曲》《一把炒面一把雪》《岭南红桃歌》《椰寨歌》《浪花岛》等，极大地丰富了侗族诗歌的审美内涵。黄钟警的《歌的家乡》、黄松柏的《侗箫》、姚瑶的《回望与坚守》、雄黄的《烟农记》等诗作，充满了浓郁的诗情与民族文化韵味，诗意悠长。吴基伟的长诗《大观仰止》歌颂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爱国情与中国心，体现了侗族诗人的家国情怀。

　　散文形式自由，内容丰富，不拘一格。如粟周熊的散文集《心缩丝路》生动描绘了作者旅居哈萨克斯坦时的所见所思，充满了独特的异域文化特色。陆景川的纪实散文《龙大道传》真实再现了革命英雄人物龙大道短暂而辉煌的生命历程，是少数民族纪实文学的重要收获。杨曦的长篇散文《寻访侗族大歌》真实再现了充满原生态文化魅力的侗寨人文风情，是关于民族文化记忆的生动写照。陈守湖的《草木书》从自然草木中解读人生解读生命，独具匠心。张作为的《漫漫长路》和杨酌的《心中延伸的一路冰雪》以作者走出大山的坎坷人生历程，折射出一个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发展进步的历程。龙章辉的散文集《好像听见父亲在风中说话》以充满童稚的清新文笔书写乡村记忆，抒发人生感悟，意味隽永。

　　总之，新时期侗族作家勤奋笔耕、执著求索，文学的题材、主题、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特征。正如杨志一和过伟先生在《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序》中说的：“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向人民提供了反映我们时代、反映我们民族精神的文学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孜孜不倦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