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战争文学：讲述与可能(焕强)

　　■编者的话

　　相对于70多年前那场场面宏阔、灾难深重而影响长远的抗日战争来说，中国的战争文学似乎至今也并未产生一部可以与之相称的史诗之作。

　　在世界范围中，不乏优秀的战争文学、反战文 学。这篇文章将中国的战争文学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的谱系中进行考察，从“我们需要怎样的英雄？”“我们需要怎样的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书写’”三 个层面入手，深刻呈现了目前中国战争文学的缺陷和不足。正如作者所说，“正视不足，才可期待更伟大的作品”，经由这一反思，作者期待“影响世界文学进程的 经典”早日出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十四)

　　战争文学：讲述与可能

　　□焕  强

　　我们的战争文学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与追问，比如对理想、意义、价值和内心的更本质、更透彻追问。

　　文学确然是将强光打在个人的身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截断他和社会、他者之间的丰富联系。我们的战争反思匮乏一个“将人类当做整体打量”的阔大情怀，匮乏终极之问。

　　在人类风起云涌、充满着希望和失望、传奇与吊诡的历史之中，20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节点，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认识， 影响着社会哲学文化的进程和人类的集体乐观。这场几乎涉及整个人类的战争加速和改变着大国的兴衰以及世界权力的旧格局。同时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生命和 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家国、民族和个体灾难，痛苦是如何一步步加深的、个人如何战胜进而摆脱恐惧的阴影；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过程中这一 民族的集体遭受和丰富可能，以及在这场战争中的失和得；我们还应看到，即使战争早已结束，某些孕育于人类心理中的法西斯性改头换面，在某个人、某些人、某 些群体甚至某些国度获得了保存。当然，我们还应警惕一种“义愤填膺”的情绪造成的盲目，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成就“平庸的恶”，成为民族的另一灾难之 源；我们还应警惕，“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如何杜绝已有之事的再有，如何避免我们人类和各民族国度之间坏和更坏的再度选择，是我 们书写历史、回望历史的另一支点。

　　好的文学，好的战争文学应建立在这一支点之上，就像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反复强调的，“我是惟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充当着人类神经末梢的作 家应当成为报信人，他会在写作中放置内心的敏感，梳理发生的可能，并对不识不察的众人提出某种警告，让我们审视、让我们警觉、让我们追问。当然，好的战争 文学也会具备某种超越性，它可以片面、局部，但提出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面对的可能是整个人类的，不为局部和时段，以及具体发生所困囿。我愿意从这个角度 切入，来审视中国20世纪以来的战争文学。作为一个相对认真苛刻的阅读者，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战争文学是种什么样子，它可能是当下我们的文学未尽之处。

　　我们需要怎样的英雄？在中国的反战文学中，普遍地都有一个“英雄书写”，这甚至成为我们的一大文学标识，众多的英雄(具有英雄感的个人或群体) 林立于我们的文学丛林中。写战争即写英雄，几乎是我们战争创作的一个基本共识。在最初的文学写作中，“英雄”是中国文学塑造中的一个“理想赋予”，我们努 力让他“高大上”，努力让他承载我们希望做到却时常无力做到的。事实上，在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可见到故事中的主人公承担着某种“理想赋予”，像《树上的男 爵》中的柯西莫、《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问题是，在我所见的一些中国小说中，我们在给予他“理想赋予”的时候却忽 略了让他承担这一“理想”的必然后果，在塑造他理想侧面的时候忽略了更多复杂、沉潜的不同侧影。更值得重视的是，我们注意着他的行动，给予他传奇却往往漠 视他的内心，这使我们的战争文学难入高格。之后我们的文学有了相应的丰富和改变，在英雄塑造上，莫言的《红高粱》无疑具有强烈的开创意味，在颇具传奇感的 叙事中他开始注意到“英雄”身上的多重混杂，那种从“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土壤中生长起的 混合体。李亚的《流芳记》中，经历者的行径遭遇着反复的夸大，以至他自身都难以从中认出自己。刘建东的《一座塔》，传说中的龙队长与现实中的龙队长根本判 若两人，而众人则更愿意相信传说中被神化了的英雄……在对战争文学的反复书写中，英雄的塑造确有了某种丰富，越来越有“百花齐放”的性质，但和那些更为阔 大的经典比较，还是应该更丰富些、更复杂些、更独特些、更有普遍性些。在有限的小说阅读中，我注意到诸多的英雄多来自乡村，有某种草莽气，这多少造成我们 的抗战故事是种单向之流，那种全民族的整体性似乎难以体现。有时候，在英雄塑造的过程中，我们让“民族性”成为先验的挡剑牌，让入侵的敌人垄断一切恶行， 英雄只需要义无反顾就是了，只需要斗智斗勇消灭敌人就是了——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始终存在着，它既无法提升我们的智力水准也无法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准。我们多 见的是行动的个人而不是思考的个人，在向内向深的挖掘上，我们的写作还远远不够。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名的《百年孤独》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无疑是个“英雄”，让我们先抛弃他将金鱼融化成金子然后 再做成金鱼的故事，回味一段他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的对话：“告诉我，老兄：你打仗是为了什么？”“还能为了什么，老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回 答，“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你知道为了什么，算是有福，”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答道，“我呢，现在刚发现我打仗是为了自尊。”“这可不好。”这段 有意味的对话包含复杂，两个人的思考也不在同一层面上，奥雷良诺·布恩地亚所要追问的是更为本质的东西，我们的战争文学应该出现类似的思考与追问，对理 想、意义、价值和内心更本质更透彻的追问——毕竟在战争这一极端化的情境中，人可能更靠近“终极问题”。

　　我们需要怎样的反思？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用最为特别、生动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魅力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让我们思忖，让我们停下来追问：一 定要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对小说的理解不应止于看故事，它会从一个侧面让我们对自我、他者和世界的理解获得丰富。我看中小说中思想的力 量。对于这场人类灾难，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反法西斯战争，作为经历者，君特·格拉斯一生的写作几乎都与这场战争相关，“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埋头在历史的进 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我的世纪》中译本前言)。他注视的是：纳粹利用了一战失败后德国人 心理上的“耻辱印迹”，将它重新撕裂并培养仇恨感，利用诸如“纪念碑”、“英雄”、“解放”等大词圣词调动，使得德国民族进入到“信”和对领袖的崇拜中； “对称”是演讲台的风格，也是一切纳粹建筑的核心风格，它将刻板的庄重注入其中，强调着令人晕眩的严肃；他注视的是纳粹文化中“恻隐之心的自我销毁”，从 众的心理和仪式的狂欢让人们变得麻木进而不仁。格拉斯还从不同侧面让我们见识纳粹者高声宣传的“蛊惑之处”，譬如对希特勒的元首崇拜、纳入集体的强烈荣 誉、责任感的召唤、集体生活的温暖感和活力感、对于集体“纯洁性”的维护……在《蟹行》《狗年月》中，君特·格拉斯的目光注意到的是“纳粹”之后：战争的 结束并没能让法西斯意识随之消弥，它隐藏了下来并有了诱惑的多面性，在后来人的身上又一次次出现并造成着可怕可怜的后果。写作中的君特·格拉斯专注于问题 和问题的核心，通过对一个个“个人”的考察来完成对受害、沉默和历史的象征性追问。没错，在德国、在日本，法西斯不是突然形成并突然被接受，它是文化基因 的一部分，是从古老的潘多拉盒子里被放出的，我们对它的警惕不应止于情绪。

　　在我看来，君特·格拉斯的写作可作为某种标高式的参照，相对而言，作为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我们的写作能达到的高度还远远不够。我们匮乏 对法西斯的反思，匮乏对“何以至此”的反思，同时也匮乏如何制止“已有之事，后必再有”的方法——至少，我们应以我们的方式提出警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小说家、批评家给予文学的任务是反思人性的复杂性，这当然没有错，但它并不是终点，到此为止依然显现着某种浅薄。我们应当注意到更为复杂广阔的，譬如 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价值认同对人性的影响……文学确然是将强光打在个人的身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截断他和社会、他者之间的丰富联系。与英雄塑造中的问题 大致相同，我们的战争反思也匮乏一个“将人类当做整体打量”的阔大情怀，匮乏终极之问。

　　我们需要怎样的“现实书写”？我们对文学的现实性有着具体而普遍的要求，然而对“如何达到”理想的现实书写，我们做得还是远远不够的。小说要创 造，“把小说等同于现实，既是对小说的侮辱也是对现实的侮辱”(纳博科夫)——然而小说的现实感永远无法忽略，对它的漠视也就是对文学的漠视。在“现实书 写”中，我认为多数作品存在的问题是：案头工作做得不够不细，以致于在使用材料和“复原场景”的时候捉襟见肘；在虚构真实的时候忽略了“全部活生生的生活 体验”，依靠某些理念和道德政治正确搭建起的作品自然造成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和隔膜；在故事讲述上用力过多，急于讨好读者的心态影响到了对现实复杂性的注 意；对真实的恐惧——许多现实发生一旦进入小说我们便无力呈现，只好择取相对易理解的、可顺利操作的、不冒险的，另外的部分只得剔除。

　　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样式？对于战争文学，书写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文学，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都相对单一，那种文体上的创造感远远不够，属于作家的独特标识也未能较好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