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是荣耀的”——忆徐迟“二战”题材译作(徐鲁)

徐迟

光书店版 《巴黎的陷落》，徐迟、袁水拍合译，文

　　徐迟以创作名世，文学翻译成就似乎为创作之名掩盖了。实际上，他的六十余年翻译生涯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名著名译，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英国作家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传》、托尔斯泰散文集《酒色与生命》等。他也是我国较早翻译赛珍珠、海明威的小说、美国意象派诗人作品以及新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家之一。他在不同时期还译过雪莱、惠特曼、聂鲁达等诗人的作品，译过泰戈尔、毕加索、杰克·伦敦等人的长篇文论。即使是在晚年，他还翻译了关于人类登月、遨游太空的科学报告以及《罗丹艺术论》等现代艺术评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徐迟在抗战期间翻译过好几部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作品。

　　《巴黎的陷落》与《解放是荣耀的！》

　　20世纪前半叶，二战之中巴黎的陷落和法兰西的崩溃是使人感到沉痛的历史。有两本书分别描写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一本是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另一本是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的长篇报告文学《解放是荣耀的！》。20世纪40年代，徐迟在重庆参与翻译了这两部名作。

　　《巴黎的陷落》是他和诗人袁水拍合译的。徐迟译前半部分，袁水拍译后半部分。徐迟回忆说，颇为奇妙的是，两人着手翻译前，把这本书撕开，一分为二，到了译好，碰面一对，接头处徐迟译的前半句和袁水拍译的后半句竟然严丝合缝地接上了。他们的译本先以《巴黎！巴黎》为书名，1947年3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了第一版；后以《巴黎的陷落》为书名，于同年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1951年12月又在上海文光书店出第二版，1953年4月出第三版，戈宝权以《爱伦堡及其〈巴黎的陷落〉》为题，为本书写了代序。

　　《解放是荣耀的！》是徐迟一人译的，1945年6月先在重庆新群出版社出了第一版，10月又在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和生活书店在上海的联合书店再版，袁水拍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译者自己写了篇《作者介绍》算作“译序”。其中说道：斯坦因原是一位非常奇怪的作家，在第一次大战后，就相当有名了。“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第一张画是她购买的；海明威也是她提拔和扶植起来的作家；毕加索的每一个时期，也都得到过她的建议；许多超现实派的作家围绕着她，跟着她走路；不少杂志也在她的保姆似的提携下出版。

　　更可称奇的是，斯坦因在大学里读心理学的时候，试验过一种“自动写作”(“潜意识的写作”)，专写自己的潜意识，或说用“潜意识”写作。徐迟在30年代就译过她用“自动写作”法写的《风景与乔治·华盛顿》，但因其太怪，始终也没发表过。例如这样一段：

　　秋季的风景可以称为夏季。这也能有晴天和雨天。只需要是他们是而从也是又安好而快乐的时候。他们可以包括他们的接待。这是时间的一部分而这是一种利益。那个所谓秋季的风景的东西他们不能耕植。

　　就是这样“梦呓”般的文字，往往长达十几页。

　　幸好《解放是荣耀的！》不是用这种“潜意识”创作的，而是她年逾古稀之后满怀激情的纪实作品，所以读者还是“看得懂”的。徐迟说：我们“从人的受难，游击队的活动，法兰西的解放中，看出了一个更宽阔，更光明的世界”，他还预言说：“这里面描写的感情不久我们也会感觉到，因为解放，的确是荣耀的！”

　　从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算起，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这个自由、民主的大都会。巴黎度过了四年两个半月的时间，终于迎来解放。斯坦因在这本作品里一开头就宣布了这一消息：“今天十二点半，在无线电收音机里有一个声音说：注意！注意！注意！于是一个法兰西人的声音像爆炸了一样地，兴奋紧张地说，巴黎解放了！荣耀啊！巴黎自由了！”不难想象，徐迟先生译这些文字时，是何等的兴奋和畅快。

　　20世纪90年代里，刘白羽为重庆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大型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其中的一卷里就选用了徐迟翻译的《解放是荣耀的！》的一些章节。

　　《我轰炸东京》

　　二战期间，东京第一次被轰炸是在1942年4月18日。参加那次轰炸的美军飞行员中，有位名叫铁特·W。劳荪的队长，事后他撰写了一本曾经轰动一时的《在东京上空三十秒》。

　　书中记述了美军的一个飞行大队从一艘名为“黄蜂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低空飞行到日本上空，竟然躲过了日本防空部监视。快要临近东京时，机队突然升高，迅速掠过东京上空，时间只有30秒。30秒里，这个大队的几十架飞机却投下无数炸弹，使东京处于一片火海中。在东京方面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这个航空大队已飞达中国海岸线上空，向事先预定的中国各个军用机场飞去。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下来了，早几个月前就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商量并安排好了的计划却完全没有执行，所有中国军用机场都不仅没有发出信号，照亮机场跑道，甚至连一点灯光都没有，几十架飞机无法降落。当时只有一个机场亮了灯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聂荣臻、张爱萍两位将军的部属)驻守的机场。有两架重型轰炸机幸运地在那里安全降落。而其他无处降落的轰炸机上的飞行员伤亡惨重。劳荪队长也因此失去了一条腿。

　　这本书是劳荪队长轰炸东京的远征飞行的自述，是二战的一个侧影，其中也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无能。这本书先是连载，后在美国出版全书，甫一问世即引起轰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40年代中期，徐迟正在墨西哥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处做译员，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美国空军人员。一位美军上尉给了徐迟一份连载的《在东京上空三十秒》。徐迟觉得这是一部真实的、以现代语言写成的富有惊险色彩的报告文学，当即决定把它翻译过来。原文中夹着许多生动的美国俚语，徐迟便又邀请他的同乡、后来在巴黎担任驻法大使馆秘书的翻译家钱能欣一起来译这部书。徐迟译前半部，即描述这项伟大的轰炸行动的准备及其经过的那一部分；钱能欣译后半部，即记述这些飞行人员如何在中国海岸降落，以及中国游击队如何护送他们通过日军防线而到达自由中国的过程。

　　1945年，重庆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徐迟、钱能欣合译的这本书，译名定为《我轰炸东京》，列为“时代生活丛书”第5种，徐迟写了一篇《译者序》，说明了这本报告文学样式的作品的写作和翻译过程。在翻译这本书之前，徐迟刚刚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依利阿德试译》，所以他在《我轰炸东京》的序言中说：“若有人问我，译了古特洛亚战场的史诗之后，再来译这个近代的战争作品，有无感想，我要说，我爱这些近代战争的史诗，绝不亚于古代的神话的歌唱。这是一个奇迹，奇迹中充满了英勇和热情，中国读者对此一定感到分外兴奋。”这个译本，徐迟自己没有保存，我查到重庆市图书馆里还幸存了一本。

　　《第七个十字架》

　　1943年元旦过后，徐迟从歌乐山的蒙子树乡间搬回城里。当时正在为《新华日报》写国际述评的乔木(乔冠华)是徐迟的朋友和“引路人”，他为徐迟找到了一本德国女作家安娜·赛格斯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英文本，这也是一本反法西斯题材名作。乔说他已跟书店说好，此书由徐迟来译，译完就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样可以使当时正处在失业状态的徐迟有一点稿费收入。

　　安娜·赛格斯现在通译为安娜·西格斯，二战时期与海明威等人齐名。她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3年纳粹执政后流亡墨西哥等国，战争结束后返回德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拯救》，短篇小说集《蜂房》，中篇小说集《海地的婚礼》等。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女作家来华访问过，写过《杨树浦的五一节》《在新中国》等纪实作品。《第七个十字架》写的是德国集中营的故事，几个越狱者，从铁丝网底下爬了出去，但一个又一个地被抓了回来，给处决了。其中有一个人，却几次危险都安全度过了。他是第七个被判死刑(即上第七个十字架)的人。但德国法西斯终于没能抓住他，因此，第七个十字架始终没有树立起来。

　　徐迟说，这本小说的文笔很细致，大概因为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其中的心理描写也十分动人，有着鲜明的道义感和积极的反法西斯主题。但这本书让徐迟“译得吃力”，觉得没有多少味道。后来是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听说他译得不顺利，便拿去帮他译了几章，总算交了稿。不过这本书最后未能出版单行本，只在一个刊物发表了若干章。这个刊物我也查到了，是重庆1943年11月出版的《文艺新辑》。刊载的小说节选以《两逃犯》为标题。

　　《第七个十字架》也是一本反法西斯题材的文学名著，1944年，美国导演弗雷德·金尼曼把这个故事拍摄成了电影，由老派明星斯宾塞·屈塞、休姆·克罗宁主演。只是中文片名译成了“第七个十字路口”。199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七个十字架》的新译本(李士勋译)，而最新的一个译本，是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童诗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