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烟尘》中的抗战画卷(林英爽　郑凯歌)

　　二战的硝烟已消散70余年，蓝天白云尽现在祖国美丽的天空。然而，中国抗日军民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场景却依然时时呈现在人们眼前，那英勇不屈、顽强奋战的精神更是感染激励着子孙后代，那种在铁蹄、刺刀下的苦难生活也在时时警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对抗战那段难忘岁月的回顾产生出不少文艺作品，父亲柳杞创作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10月，父亲出生于山东郯城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和其他9位同学一起告别了临沂第三师范校园，辗转流亡到武当山下，徒步穿越秦岭到达陕北。1938年的8月初，在陕北公学校本部加入革命队伍。1939年1月1日，陕北公学结业后，父亲毅然报名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岸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驻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找他谈话，问他喜欢做什么工作。父亲回答：“我是学生，从未工作过，听从分配。”他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编辑科，编辑军区机关报《抗敌报》。编辑科成员有王龙文、丘岗、徐逸人、张守平和魏巍。在编辑科工作数月，他一再要求上前线，于是在当年桃李盛开的一天，在北石家佐，他和魏巍、瞿世俊一道被分配到驻守在易县狼牙山下的第一团。这个团连级以上干部百分之九十都是长征过来的，战斗力很强。就在当年的夏天和冬天，他们参加了大龙华、雁宿崖和黄土岭歼灭战。

　　1958年11月，父亲和刘佳、魏巍、胡可、杜烽、刘伍等作家参加了部队的一个创作会议。作为歼灭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黄土岭之战的亲历者，全面反映黄土岭之役的创作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父亲的头上。

　　父亲的创作源于生活，又具有丰富的战争生活积累和感情体验，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活中也坚持读书和写作，用铁饭盒保护着他的日记。1938年9月至1939年4月，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了《山流》《陪都的人们》，之后在《晋察冀画报》发表了《东线大门内，风雷四十里》，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女爆破手隰志华》等作品。残酷的战斗生活体验和文学创作的铢积寸累，都为他后来创作《长城烟尘》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为了真实、艺术地再现那段战争生活，理清战役的来龙去脉和当年的许多具体场景，会议以后，他并未凭借过去的积淀草率下笔，而是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采访。

　　大雪封山前，他和助手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进入当年的战场。上下台山庄是进入雁宿崖、黄土岭的必经之道，当年八路军的电话情报站就设在这里。父亲在上下台山庄当年的民兵中队长李发家中烤火做客；在内长城的关塞白石口采访了世居老人吴炳章、农民贾孟青；在黄土岭的农民梁庆云家中话当年；在涞源城探访了当年在“馒酒馆”备受凌辱的两位女性；见到了已准备执行死刑的日军翻译高志洁，他供认，“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半左右，阿部带领军官们在河漕东岸的一所独立家院中开会，研究战法，观察八路军阵地。就在这时，从八路军山头阵地上射来多发迫击炮弹，第四发的弹片击中了阿部的小腹。四小时后阿部死去，参谋长和其他军官也死的死伤的伤”。

　　小说创作对日本侵略军的高级将领又该怎样刻画描写呢？1958年12月，父亲赶到张家口，请当地统战部门邀请有关人士座谈日军情况。在公安部王昭副部长的介绍下，在呼和浩特的监狱里见到了当年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多木楚克，以及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他们的介绍为了解日军将级军官的种种习性提供了帮助。

　　在进行了大量的第一手采访后，父亲在1959年初返京，查阅了敌我双方的有关资料，又访问了黄土岭之役有关的我军各级指挥员，在对所有的创作素材进行了精心梳理后才开始小说的构思和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大量启用抗日战争的生活积累。当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那些抗日军人形象闪现在他的眼前，鼓励他再现好这场令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战斗……父亲努力避免把对敌仇恨浮在词句的表面上，而是隐藏在情节和人物的行动背后。他深感到只有写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其他方面的全貌，才能够充分显示出我军是真正的英雄。正因如此，他不仅写了辻村大佐和阿部规秀中将等人的凶狠和灭亡，也写了他们的生活、内心情感……从多侧面刻画了日军高级军官和汉奸的性格特点而没落入窠臼。小说在1962年出版后，当即使人耳目一新，获得好评。

　　父亲柳杞为人勤于思考、豁达乐观，工作严谨。2010年7月他卧病在床，仍用顽强的精神和毅力与疾病作斗争，今年2月离我们远去，享年95岁。

　　前事之不远，后事之元龟。为了后辈的福祉，我们应服膺过去，展望未来。欣闻《长城烟尘》一书入选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百种经典抗战图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使之得以再飨读者，父亲若泉下有知，必足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