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对话生与死(王炜)

寻找永恒的人

(代自传)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在我的著作中，真实的人讲述时代的主要事件，例如战争、切尔诺贝利灾难，以及一个庞大帝国的崩溃。他们一起用口头语言记录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又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今天，当人和世界都变得如此多面和多样，艺术中的文件也变得愈来愈令人感兴趣，而艺术本身则常常变得无能。文件使我们更贴近现实，因为它捕捉并保存原原本本的东西。在与纪录性材料打了二十年交道，以及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五本书之后，我宣布，艺术不能理解很多关于人的事情。

　　但我不只是记录事件和事实的枯燥历史，而是在写一部人类情感的历史。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不管怎样，如此众多的真实细节，是不可能凭空想象或发明的。我们很快就忘记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或五十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到羞耻，于是拒绝相信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艺术也许会说谎，但文件绝不说谎，尽管文件也许是某个人的意志和激情的产物。我的著作，是用我们生命中和存在中数千种声音、命运、碎片构成的。我每一本书都花三四年时间写。每写一本书，我都要接触五百至七百个人，并记录我与他们的谈话。我的编年史覆盖几代人。它从那些目击1917年革命的人的回忆开始，贯穿历次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一直到当今时代。这是一个苏俄灵魂的历史。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

永恒的对话生与死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写作与探索

　　王 炜

　　对面是灰色的墙壁，斜对面也是。有的墙壁上面留着斑驳暧昧的色彩。这些和从前的任何时候都一样，不会改变，似乎在将来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她站在那里，看着窗户外面，感觉瑟瑟发抖。春寒料峭，夏季姗姗来迟，不久就是飘雪的季节。

　　生活是停滞的，无法退回去，也无法向前移动，看不到一点移动的迹象，这对于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感觉了。不仅她有的这种感觉，她熟悉的所有人，特别是对那些想要有所改变的人来说，都会被这种停滞搁浅的感觉所困扰。

　　她的作品总会让一些人难堪，甚至不爽，这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即使到了后苏维埃时代，这种麻烦并没有减少，好多人只是改换了苏联时期的行头，重新拥有从来就没有失去的权势，这些人在骨子里的底色全是苏联时期的。他们对引起他们不爽的人与事的态度决绝而激烈，对斯韦特兰娜的作品充满敌意。因此，她能够感受到的不仅是那种搁浅与停滞，还有来自人为的那种抵制与幸灾乐祸。从她的第一部作品开始，她就对弥漫苏联社会的这种停滞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敌意刻骨铭心了。1983年是她生活的分水岭，她写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再也不能返到原来的状态。她原来的身份是新闻记者，而现在她再也不愿意回归那种奉命写作的职业生涯。《我是女兵，也是女人》(The Unwomanly Face of the War)带 给她的不是喜悦与成就感，而是来自高层的指控：作者采用自然主义的非英雄主义的方式去写作战争时期的苏联女性；在基本观点和价值层次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个指控下达命令禁止出版。这部书的样书一直沉睡在出版社的仓库里面，未来的命运悬而未决。转机在两年后才出现，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着手政治改革，出版开始解禁，斯威特兰娜的书于1985年在莫斯科和明斯克同时出版。同年，她的第二本书《最后的目击者》(一种中文版翻译的书名叫《我还是想你，妈妈》)(The Last Witnesses) 也开始出版。这部书也遭受第一部书的命运，但是，这部桀骜不驯的书竟然以复印件的方式悄然流行不胫而走。

　　没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审查制度的逐渐抛弃，斯韦特兰娜的命运和她的作品一样，都是悬而未决的。即使如此，苏联社会仍然充满不可知与难以预测的危险。1989年，她的第三部书《锌皮娃娃兵》(The Boys in Zinc) 出版。由于在写作角度与叙事侧重上的选择，让这部书不仅充满反战色彩，也充满对官方撒谎成性与残暴的反思，激怒了许多人，甚至普通人。俄罗斯人从来不习惯以非英雄主义的方式反思战争，或者以人道主义的方式批判战争过程中的罪恶与愚蠢。正因为这样，即使到了1992年，明斯克高级法院仍然接受白俄罗斯共产党对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指控，并且进入诉讼程序。作家对现实的质疑与思考，特别是不妥协的批评姿态，与完整地保留了苏联政治运作方式的白俄罗斯政府形成持续紧张，导致斯韦特兰娜远走他乡，走上流亡作家的道路。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描写二战时期的苏联女性，作者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让被采访者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战争，讲述战争过程之中自己的感觉与经历，痛苦与丧失，从而形成关于战争的微观的历史经验。在这些生动而感性的讲述中，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给生命带来的只是灾难，战争与宣传中的英雄主义根本不搭界，人们的命运在战争的舞台上更加卑微，更加渺小。女人在战争时期失去的不仅是亲人，青春，还有女人味，这些都很恐怖。最恐怖的还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战争抽取了生命的意义与依据，让幸存者永远处于战争后遗症的梦魇之中，让活着比死亡更加难受。

　　如果说第一部书采用的全部是女性的视角，《最后的目击者》采用的则是儿童的视角。正像战争让女人失去女人味一样，战争也让孩子失去所有的孩子气与可爱的率真。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让一百个经过战争的孩子去讲述战争。他们完整地经历了残酷的二战，而作为幸存者却找不到战后的快乐，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亲人与朋友的死亡是一种可以看到的失去，还有就是看不到的，甚至没有命名的失去，那可能就是与纯真相关的儿童本质的丧失。幸存的孩子们在身体上还是孩子，但是他们要用自己单薄的小身体去面对不可知的没有保护的未来，就像他们曾经用单薄的小身体去面对炮火的轰鸣，凝望无处不在的死神。

　　控诉、怀疑、哭泣，都很微弱。在喧嚣的炮火中，在铺天盖地的英雄主义的宣传之中，这些微弱的蜷缩在角落里面的声音总是被淹没，然后被遗忘掉。作者就用这种第一人称的方式把这些微弱发掘出来，就像把一些微弱的烛光点燃，让这些摇曳飘忽的光线越来越大，穿透历史与遗忘的迷雾，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些光影。

　　战争总是与谎言联系在一起，与让人们视而不见的罪恶联系在一起。在反思长达十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一书之中，作者通过对基层士兵的采访，让我们不仅看到战争的残酷，也看到制造这场战争的高层政策的愚蠢、残暴与麻木不仁。许多稚气未脱的娃娃兵在根本没有战斗能力的情况下就被推到战场，成为活靶子。这些娃娃兵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样生活，更没有准备好怎么去面对死亡，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死去的娃娃兵只能数量有限地装在单薄的锌皮棺材里运回去，没有欢迎仪式，没有纪念碑，甚至不让谈论；而大部分死去的战士只能被丢弃在中亚的荒野之中。这部书拥有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苏联最高层的战争政策、指挥，以及后勤补给，特别是官方宣传时对年轻战士死亡的回避与漠视。这部书的深度与震撼效果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她去阿富汗实地考察当时的战场，以及士兵捐躯的地方。这种考察给她带来的强烈震撼，让她的思考超越有限的故事与经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思考俄罗斯历史，特别是透过俄罗斯的历史去思考人类的未来。

　　到她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The Cher? nobyl Prayer， 1997)的出版，之前著作中出现的思考得到集中明晰的表述。这部描写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书重点是放在灾难之后的生活，放在人们如何面对和适应这种“新的现实”。在切尔诺贝利之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关于核能与核灾难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于全人类都有意义。斯韦特兰娜说：“如果回顾我们的整个历史，就会发现不论是苏维埃时期，还是后苏维埃时期，都是一个巨大的坟墓与血路。这个历史是刽子手与受难者的永恒对话。可诅咒的俄罗斯问题总是：怎么办？应该谴责谁？革命、古拉格群岛、二战、不让人民知情的阿富汗战争、庞大帝国的崩溃、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崩溃，现在又是对宇宙维度的挑战：切尔诺贝利。这是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挑战。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的所有著作的主题，我的道路，我在人生地狱的轮回，从人到人。”

　　虽然斯韦特兰娜喜欢从女性第一人称的角度去写作，但是她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女性作家，她的主题不是女性的身体，而是历史，特别是历史与弱小者的关系，或者说历史如何作用于女人与孩子，在女人与孩子身上发生怎样的反弹与记忆。另外，她的叙事让事件直接进入故事的核心，就像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在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前提下就得面对一些巨大的无法规避的历史事件。所有的惯常的生活逻辑都被打断了，所有的惯常的思路与情绪也被突如其来的历史事件截断，人们赤裸裸地面对更加露骨的现实，手足无措，茫然无助。这些都让她的作品拥有很强劲的史诗品格。

　　在她那里，口述历史仍然是文学，仍然是小说，口述只是一种写作策略或者角度，是为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重新建构与个体相关的更为直观的历史经验。她说这是一种混合文类，也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糅合。她选择这种文体是基于她的文学信念：现实比小说更加具有迷人的魅力。而这个信念的渊源是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说：现实已经足够神秘足够精彩了，作家不需要发明现实，只需要跟着现实往前走。斯韦特兰娜认为现实就是谜语，写作是一个猜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足够让人迷恋。她的写作不仅跨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也跨越了现实与艺术的界限，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默认的传统。

　　她不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对历史有感觉的人那里，她受到持久而深入的关注。在历史有可能重新堕入曾经的危险的情况下，她的写作就是一种先知般的预言与警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命题，相似性掩盖着一些人为的灾难与巧言令色的陷阱。换句话来说，历史的相似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她的书被翻译成19种文字，拍成戏剧，电影，有的拍成纪录片。她多次获得欧洲的纯文学奖。2015年10月8日，她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在授奖词中这样说她：“她的多声部的写作，成为我们时代苦难与勇气的纪念碑。”这个评语朴素而微言大义。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西方文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