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文学与宗教(王鼎钧)

　　今年10月10日是林语堂博士诞生120周年纪念日，这里那里都有文章谈论他的作品和宗教信仰，给了我一个话题。

　　林先生从1932年起提倡“闲适幽默”，给中国文坛很大的影响。抗战时期我读《生活的艺术》，后来读《吾土与吾民》，很倾慕他跌宕不羁的文气与消解线装书的手法。但是他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的小说，他用中文写的专栏，都看不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他1960年第一次回台湾居住，正值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涌入，他1966年第二次回台湾居住，看到乡土文学兴起，这两件大事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林氏在台北有一大贡献，他加深了世界各国对台湾文学的印象，他的工作平台是国际笔会台湾分会，这个组织透过文学活动，使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认识台湾。林语堂是国际上有名的文学家——记得1978年我参加一个访问团，行程中有中南美洲之游，秘鲁当地一个人对我们说，他只知道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语堂。由他来挂帅推动文学走向世界很有成效，可也正因为如此，台湾境内的作家和他更隔了一层。

　　在台湾那些年，林氏有些言论破俗立异，令年轻人惶惑。例如他提出一个口号：“青年往左边去！”他说“左”代表进步，我们应该当仁不让，以“左”自居。他的话吓了大家一跳，因为百年来约定俗成，“左”关乎政治倾向。他强调写文章没有方法，只是意到笔随、行云流水，他嘲笑施耐庵，批《水浒》，这里是伏笔，那里也是伏笔，一伏二伏三伏。我想，任何事都有方法，呼风唤雨都有方法，没有方法如何学习？

　　林氏在基督徒的家庭中出生，游走于各种人生哲学之间，晚年受洗皈主，牧师说，林语堂一生并未离开基督。我想，林大师这个人，你怎么看也不像耶稣或保罗，他是魏晋名士加上英国绅士，英国绅士拘谨，他比较能“放”，魏晋名士狂诞，他比较能“收”，分寸恰到好处。他也因此没有草根性，他对人生的态度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寻绎，他说他爱山：“……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藐视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虚伪而渺小的东西……你生在那些山间，你心里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人，商业，政治，金钱等等，无不如此。”

　　五岳归来的境界，只是藐视一切低矮的东西？作家的率真诚然可贵，可是如此胸怀距离“基督的样式”太远了！他也没有“山从人面起”那样纯美，没有“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那样谦卑，没有“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那样悲悯。尤其是缺少最后这一种态度，因而乡土文学作家对他很有意见，说他“看见有人上吊，还以为那人是在打秋千”。我记得台湾有一首现代诗赞赏海上渔火，立即有人责备那作者忘了渔民在海上作业是多么辛苦，多么危险。依照这个说法，“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时候，远远应该传来《渔光曲》，唱“捕鱼人儿世世穷”，不该是寒山寺的钟声。

　　我想，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磨擦，恐怕是两种审美态度分歧。今天才发觉，那一阵台风也扫到林语堂。

　　多年以来，林语堂博士和弘一大师两人的名字在我心中并存，有人提到其中一个，我立即想到另外一个，他们都带着现世的盛名皈依宗教，都在世俗眼中给宗教增值加分，也都在不求甚解的大众心中留下一则传奇。今读《安身立命》一书，李淑珍教授以76页的篇幅讨论了弘一大师，以69页的篇幅讨论了林语堂，检视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曲折的心路，我更发现这两位名人有许多近似的地方。

　　后学数中国近代文学人物，也把林语堂尊为大师。抗战时期我们读他的书，在逼迫热辣的现实中独得片刻清凉，留下很好的回忆，有人责备他不顾民生疾苦，我们也没放在心上，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得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的修辞个人风格强烈，往往出人意表，我们这些一面查字典一面写作文的青年，在规矩方圆之外窥见行云流水，为之欣然。有人批评他的散文其实是杂文，原来杂文还有此一格，很好，中国文学在鲁迅的烈日蒸烤之外，多一树闲适的浓荫。

　　至于“安身立命”，我读他的书，后来也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生活，他在基督教的家庭中生长，入教会大学读书，后来从基督教出走，走笔行文对宗教、对政治上的集体主义常加讥诮，好像他自己从来没有这个需要。他最后受洗皈主，我只能去猜测其理由。

　　现在读了《安身立命》的分析探索，我才看见一个立体的、完整的、鲜活的林语堂，在“深刻机敏，优美雍容”之外，在“淡泊高洁，坦率真诚”之外，还有一个幽微的内心世界。林博士也像弘一大师那样，随着俗世声名提升，个性和环境的碰撞增强，内心的压力也加大。他从基督教出走，一度左倾，长期遁入道家，随缘游离爱国主义和文化的保守主义，最后，他和弘一大师都向现实世界之外寻求承担。

　　林语堂对基督教入而复出、出而复入，社会大众不免好奇，《安身立命》对这个问题有完整的答案。中国教徒为什么“改宗”，书中列举，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说有两个原因，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瓦格说有五个原因，美国史学家柯保安也有他自己的见解。我不做学问，喜欢简化，发现众说之中都含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想当初林博士得风气之先，欧美白人信心满满要同化世界，此时的基督教也想以一本《旧约》代替各国的历史，林语堂进入大学，读书渐多，发现自己受到蒙蔽，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

　　他为什么又回归童年的信仰呢？传道人当然以“浪子回头”来彰显基督教的优越，但是浪子并未回头，只是回家，这是我的家，我要回来，“如果上帝能爱我，像我的母亲爱我一半那样，他一定不会把我送进地狱”。他不相信原罪，不相信救赎，不相信肉身复活进入永生，照样受洗成为正式教徒，这也是现代基督教的美谈。林大师为什么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儒家的制约，当年孔孟之徒把原罪解释为遗传，他们不能忍受这遗传的源头来自犹太人。林氏驳斥肉身复活，认为“贡献所能，冀求种族不朽，事功不朽，岂不胜于追求个人肉身不朽”，更是义正辞严的儒家口吻。

　　林博士有没有在基督里面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呢？恐怕没有，我觉得他受洗也不是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来，他是作家，他对天下后世的抱负是，他的作品继续散发檀香和白兰地混合的气味，并缭绕千秋。

　　(作者为著名作家，早年定居于台湾，后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