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居委会”的意义(肖丹)

　　“生活即教育”，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文化馆能否肩负民众教育的重任，能否探索一种公共文化管理的新方式，这些都是当前文化馆职能定位绕不过去的课题

　　中国的公共文化馆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在南京成立的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对中国文化馆百年发展历史，我们目前还缺乏认真的梳理，文化馆的职能定位始终是个问题。今天，不少文化馆观念陈旧，功能单一，运转缓慢，对社会和社区缺乏有效介入。在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势下，文化馆的功能改革备受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基层公共事务和文化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尝试，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功能的多元化和高效化提供了启示。另外，市场文化与公共文化关系的平衡性、公共文化权益保护落到实处等问题提上日程。在这种背景下，探索成立社会自治组织“文化居委会”具有实验意义。

　　以北京市朝阳区垡头地区为例。垡头属于城乡结合部，人员结构包括本地居民、搬迁上楼农民、各区县搬迁户、外来务工人员及欢乐谷等社区居民等，思想多元，利益多样，社区文化生活匮乏，一度人际关系松散。

　　朝阳区文化馆倡导的“文化居委会”在垡头地区应运而生。垡头居民自愿联合起来，通过民主治理来满足自己的共同文化需求。在组织实验上，“文化居委会”成员由居民推选的代表组成，在议事实验上，文化馆通过模拟训练，对居民进行民主议事能力的培训，依据程序规则对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予以商议。“文化居委会”中的居民不再是笼统的面目模糊的群体，而是一个个有着具体文化权益诉求和文化理念的个体，在解决居民共同关心的社区文化事务时，居委会自觉采取以结构和服务为导向的视角，分析社区环境及人员构成，一方面尊重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保证居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权益自由，另一方面在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经济条件有差异的同时，保护各个群体的文化权益。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主体，但在实践中却免不了上面布置、下面执行的惯性操作，政府在承担“满足群众基本文化权益”责任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群众的主体要求。经由自上而下的“被组织”“被安排”，社区居民真正的文化需求很难得到满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民主意识提升，信息传播加快，居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应该主动为自己的文化生活“设置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数字传播技术革命等带来的社会转型，让公共文化的顶层设计、基层实践问题凸显出来。成立“文化居委会”，只是实践之一种。

　　一方面，“文化居委会”是对中国现代公共文化管理模式的探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为文化馆改革带来诸多启示。

　　其一，转变公共文化服务观念，是文化馆改革的核心。社会转型意味着文化馆的服务对象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是面目模糊的被动的“群众”，也不是数量有限的文艺爱好者，而是更具主动性的具有不同诉求的群体，分层次、分需求地开展文化活动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文化领域新兴的文化形态加速涌现，跨界合作日趋明显，给普通民众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文化馆切实转变公共文化服务观念，不仅会拓展工作思路，也会让更多人改变对文化馆职能的认识，为文化馆的文化服务打开新局面。

　　其二，成为民众教育基地的功能定位，是文化馆改革的活力所在。现在很多文化馆靠文件安排工作，国家下了什么样的红头文件，文化馆就照本宣科、简单操作，忽略了文件以外的生动文化现实。事实上，做文化馆工作就要对得起“文化”二字，尤其在当今社会，更要把公共文化生活和民众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把文化馆事业做成“天下事”“大家的事”。什么样的文化馆才能成为真正的社区中心？毫无疑问，是那些针对公共文化中政府最关心的、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的文化馆。这就意味着文化馆要积极转变职能，对自己的“文化空间”有新的认识，创新组织形式，打破既有边界，以更具弹性的运作充分释放资源优势。

　　“生活即教育”是民众教育的旨归。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世界观与世界的中国观都在改变。中国的民众教育将走向哪里，会给未来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的问题，而形成民众教育的思想共识显得尤为迫切。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文化馆基层组织已经较为健全，功能变革也在探索之中，只要定位得当，相信它会充分发挥民众教育基地的作用，用文化力量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