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马拜：一个被忽视的小说大师(李建军)

　　阅读朱马拜，惊喜而愧怍。他写了几十年，发表了很多作品，影响不可谓不大，而我却迟至今年8月，才读到了他的作品——长篇小说《光棍》和《黑驼》《蓝雪》两个中短篇小说集，才认识到了他的成就和价值。

　　《光棍》的结构颇具匠心。作者在主人公卓拉曼一天的活动时间里，展示了他几十年漫长而纷杂的人生图景。卓拉曼很有才华，也很善良，但却几乎事事处处都很倒霉。读大学期间，他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一样，体验过饥饿和屈辱的滋味。他很招姑娘们喜欢，但在爱情上总是被动和不幸——第一个多情的、弃他而去了远方国度的姑娘，带给他的是10年可怕的牢狱生活；坏心肠的白蝴蝶，对他没什么真情实意，只是一味地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哥哥早亡，抚养几个侄子，成了他无法推脱的责任，然而，让他沮丧的是，这些孩子全都不成器，“他的一片好心就像倒在沙丘上的水一样不见回报”，尽管如此，他仍然按照“千百年来的道德观念”，尽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同样让卓拉曼不自在的，除了个人的情感生活，还有外部的社会生活。他不会投机钻营，也不懂“关系学”，所以，只能长期当一家理论杂志的主编。不过，这种游离的状态，却有利于他成为冷静的观察者和见证者——正是从他的经验和观察里，我们看到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异化，看见了自然环境和道德环境的破坏：草原被破坏了，人心也荒芜了——“那些牧民和市民之间的往来关系都要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没有钱也没有权，即便是父子之间也开始冷淡了”。在充满反讽意味的描写里，在充满幽默色彩的叙事中，朱马拜深刻批判了权力的腐败，真实地揭示了“大跃进”等荒诞的现实。《光棍》的许多地方(例如第20章)，都使人联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像路遥著名的长篇小说一样，朱马拜的这部作品也是一部风格别致、深沉厚重的史诗。

　　朱马拜的短篇小说成就更高。《蓝雪》《白马》《网》《渴望》《皮笼套》和《棕牛》等短篇小说，精致完美而又朴素自然，仿佛暖日下的蓝田玉，氤氲着迷离惝恍的轻烟，给人留下摇曳多姿、妩媚可爱的深刻印象。一篇《蓝雪》，短小精悍，耐人咀嚼，价值千金，堪称经典。它使人想起梅里美的《马铁奥·法尔哥尼》，想起契诃夫的《万卡》，想起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想起汪曾祺的《陈小手》。但是，它比梅里美更温柔，更有人情味，比海明威更明朗，更容易理解；就心情态度和精神气质来看，他更接近契诃夫和汪曾祺——他像他们一样，是温和而低调的人道主义者。朱马拜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短篇小说大师。

　　从伦理精神的角度来看，朱马拜的小说叙事服从一种健全的自然主义伦理观。这里的“自然主义”，是说他的小说叙事像大地一样，有着坚韧而豁达的生活态度和宽厚而包容的情感态度。具体地说，在朱马拜的小说里，大自然中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作为一种对照物，它们彰显着人类生活的精神残缺和伦理危机。在《黑驼》里，“动物不相信任何宣传，它们心地善良”，“它们认为欺骗对手是可耻的，它们的战斗才称得上公平的竞争”，比较起来，“人类不如骆驼诚实”。在他的小说里，那些值得赞美的人和生活，都具有大自然一样仁慈而伟大的性质。

　　朱马拜的小说洋溢着一种镇定的乐观主义精神，总是以诗意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和世界的祝福。为此，朱马拜一反20世纪最为流行的悲观主义倾向和嬉皮士式的解构主义冲动，勇敢地建构了一种“反悲剧”的叙事伦理。也就是说，他要以庄严而美好的方式，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对毁灭力量的抗争、对人类善良心性的肯定和信任的态度。他以高度的自信和完美的效果，叙写了人类在战胜不幸、摆脱苦难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胸怀。例如，在《蓝雪》里，他写了对丧夫才10月便偷情的年轻女性和她的“心上人”的“呛水”惩罚仪式，但是，在这“使人毛骨悚然”的过程中，“竟没有一个人出言辱骂什么，更不见‘刽子手’动手打他们”。惩罚是象征性的，宽恕是实质性的，一个月后，这个守寡不久的女人就幸福地与自己的“心上人”结婚了，阿吾勒(自然村落)的所有重要人物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了——他们为新郎和新娘祝福，“在座的人们个个品尝了洗过银戒指的蜜糖水”。在《少妇》《一对外婆》和《迟融的冰凌》等小说里，这种充满仁慈精神和乐观态度的“反悲剧”叙事，也都表现出同样巨大的美学感染力和道德感召力。

　　朱马拜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意识都极为成熟。他有第一流的情节结构能力，能够将小说写得波澜不惊而又跌宕起伏。他的反讽技巧也表现出一种不动声色而又入木三分的力量，例如，《光棍》中对“书记妈妈”的反讽叙述，就令人印象深刻，使人联想到《史记》中的《万石君传》。他善于使用对照、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新疆的著名编辑家和评论家陈柏中先生准确地指出，朱马拜的小说“把写实和象征结合起来，具有明显的表现性、暗示性、隐喻性，努力超越特定题材的表层意义”。虽然，朱马拜也用一般意义上的比喻，而且随手拈来，便成妙譬，例如“时代的长鞭”、“被扇了一巴掌的马蝇”、“屁股上插一截草棍放飞的牛虻”等，但是，他更擅长使用的，却是一种我称之为“事喻”的修辞技巧，即在有一定长度的叙述和描写中，建构一个比喻事象。例如，在《光棍》中，他这样写道：“有一种发芽早、干枯得又很晚的叫荨麻草的植物，总是先于其他植物占据高位用宽大的枝叶遮住阳光，不让四周的矮草同样享受阳光，同时又靠庞大的根系先于其他植物吮吸土地的养分。在自由开放的如今，社会上的确有不少像荨麻一样身高根壮不给其他弱小者活路的一方土霸。”这种“事喻”，比一般的比喻更复杂，也更有意味。

　　再回到一开始提到的我的“愧怍”心情这个问题上来。其实，这也是所有当代文学史写作者应有的不安心情。我在朱马拜阅读上的严重的无知状态，可能表征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上，甚至在“当代文学史”的编撰方法上，也许都存在严重的意识和方法上的错误。是的，我们对当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缺乏一种多元而包容的整体意识。我们不该将关注的焦点仅仅局限于汉语写作，更不该将注意力只集中在那些已经失去创造力、不断自我重复的“著名作家”身上。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文学，将各民族各语种的文学，甚至将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的写作，都纳入到一个多元的文学史叙事体系中来，从而完整地反映整个“中国的”而不是局部地区的文学风貌。我们应该像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那样，根据作家成就的重要程度，来选择叙写的作家和作品，来建构文学史的叙事方式，这样，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的文学就会被以公平而可靠的方式，包容到一个更完整的文学史结构中来。这样一来，像朱马拜这样的代表新疆地区、代表哈萨克语种文学的经典经验，就有可能不再被严重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