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圣徒式的人物(柳鸣九)

——写于恩师冯至先生诞辰110周年

　　我心目中的恩师不止一个，冯至先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人。

　　他是我学术生涯中几乎处处都留下了身影、起过重要作用的长辈，一个乐观我成、从旁宽许、默然相助的师长，我视他为恩师理所应当，虽然我与他不同专业。只不过，我过去经常处于逆境，唯恐自己的“不肖”，有损先生的清誉而自远，今天，我称他为恩师是第一次，因为我自己已经日薄西山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上学时，他是我的系主任，没有少给我们作谆谆教导的讲话，他讲社会主义大道理时，那种虔诚的态度，他殷切期望青年学子健康成长的那种诚恳劲，至今仍历历在目。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是我所供职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编委，我最初见识了他在高级学术活动中严谨的学风与十分谦虚诚恳的处事态度。稍后，我参加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他正是这一文科建设大项目的领导人，他的高端地位与甘当平凡劳动者与普通公务员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深深的启迪，也给我树立了日后不拒绝小事、不拒绝琐事的榜样，学术中无小事，细节往往至关重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我从文学研究所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时他已经是该所的所长了，我成为这个文化生产工场中的一劳力，此后三十多年，一直在他的直接关怀、直接指导、直接支持下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邀同道开办地下工厂，编写《法国文学史》，他是知情的，也是默许的、支持的。改革开放初期，我酝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揭竿而起，他也是知情的、默许的、支持的，并且主动援手，给我提供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平台，让我在1978年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这个隆重的、高规格的、高层次的场合，作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反日丹诺夫发言，成为我揭竿而起的一发重炮。揭竿而起的另一个重要行动，是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组织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的笔谈，他是当时集刊的主管，我是当时集刊的实际负责人，凡事均由我提出方案，向冯至先生汇报，由他点头后，我再去执行经办。今天，如果可以说对日丹诺夫的清算还算中国思想解放过程中的一件好事的话，那么也应该说，此事的“后台老板”就是冯至，其功当居首位。

　　稍后，《萨特研究》一书的经历更使我难忘，该书曾经被作为“精神污染”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因其他工作我去他家汇报请示时，不止一次看见他的书桌上一直放着《萨特研究》这本书，而且是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一辈子，冯至先生从没有就《萨特研究》一书、甚至是萨特其人跟我交谈过一句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我一直处于无言状态，但在批判的高潮中，这本书放在他桌子上，放了一个阶段，个中的心迹、心意，我是感觉得到的，在那样一个风急浪高的时候，冯至先生把《萨特研究》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这是《萨特研究》的荣幸，是我的荣幸！

　　回顾几十年的行程，我感觉到就像走在浓荫蔽日的林荫道上，走在上有遮顶的长廊上，被我北大的系主任这么罩着、这么护着。一代宗师就这么罩着一代学人，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最不肖但运气却最好的一个。

　　冯至先生是一位端坐在社会主义学术殿堂之上令人由衷尊敬的庙堂人物，庙堂人物不一定个个都令人衷心敬仰，但冯至先生是令人心悦诚服的一位。他是作为已有高度成就的学者被请入学术厅堂的，他早就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就是中国的德国文学翻译、德国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还是著名的杜甫研究家，而且他作为北大教授，早已桃李满天下。他已经站在人文学科的高峰，殿堂地位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事。他之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学术庙堂，与其说是他需要这个庙堂地位(具体来说，就是享有相当于院士的“学部委员”的这一称号与研究所所长的尊荣)，还不如说这个庙堂需要他这样一个学贯中西、卓有成就的成员。

　　在这种需求关系中，他即使头戴冠冕而不务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只挂个名”，也会被视为名士的清高潇洒，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也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他竟十分认真地对待这样一个学术庙堂地位，他诚诚恳恳，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履行这个位置对他的要求与规范。在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过程中，他实际上是地位仅次于周扬的领导人，主管好几个重要的编写组，如王朝闻的《美学概论》编写组，蔡仪的《文学概论》编写组，唐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组，这是一个相当辛苦的活，我参加过《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亲眼看见他奔波于周扬与蔡仪及编写组之间，上传下达，居中协调，其难处与尴尬，自不待言。在担任外文所所长期间，他行事端正，以身作则，事无巨细，从不留下任何瑕疵与不当。即使是交纳党费，也是大笔大笔的。他兢兢业业地坐办公室，处理各种繁琐的事务，任劳任怨。一个大学者，一个人文大儒，就这样在一部庞大的行政机器中，充当一颗螺丝钉、一个小部件。从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整整干了三十年。三十年啊，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是多么宝贵的一段黄金时期，他没有时间再写诗了，没有时间再修订《德国文学史》了，也没时间深化他的杜甫研究了，他就这样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投入了他繁杂的行政事务工作，献出了他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宝贵年华。

　　他为了什么？我理解就是为了他的责任感，他不能失职！这就是一个朴实的、老实的、尽职尽责的冯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圣人式的人物，圣徒式的人物。

　　何为“圣人”、“圣徒”？就是那些以最大程度的律己精神，以最大程度的主观真诚与热情，忠于并履行自己的主义、教规、规范、纪律的最坚忍者、最实诚者。冯至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域里的圣人、圣徒，窃以为，他的后半生是他的圣人时期、圣徒时期，他的圣人情怀、圣徒情结及其时代历史根由、个人思想发展渊源，应该成为冯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2015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