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下落不明的自我(朱个)

　

　　郑小驴的新书是浅绿的封套，有鹅黄的书面，拿在手里，确实小巧而美好。从头翻起，当看到一大半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本书的气质和它清新的外表是违和的。如果以为这本随笔集跟很多有着这样清丽封皮的书一样，适合在某个气候宜人的下午，捧一杯咖啡，舒适地去阅读的话，那可能会令人失望的。

　　这本叫《你知道的太多了》的书，书名或许恰恰暗示着作者的自谦———“我知道的太少了”，而事实真是如此吗？本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作者几年来积累的时政评论。一九八六年出生的郑小驴，未及而立之年，却有着极为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以比同龄人更长也更敏锐的触须，深入到这个五光十色社会的角角落落。他关注畸形的文化传统，他从少年时代无论如何想留长发而不得，讲到有形的辫子，引申到无形的辫子，“只怕很多年后还依然束缚在国人头上”(《头发是个大问题》)；他对欺骗很反感，他从电影里的谎言追问到公民的知情权，而现实世界中的真相，未必比镜头下的谎言更真实(《镜头中的谎言》)；甚至作者也考问了围观者的道德和冷漠的暴力美学，就像鲁迅笔下的鲁镇看客一样，现代人依然只能发泄简单粗暴的器官语言，并在此之后“又喜滋滋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围观能改变什么》《冷漠的症结》)；　而郑小驴最为关注的永远都是个体命运，身为“80后”的一员，想必对于压在这一代年轻人肩头的现实重负有切肤体会，他相信梦想，相信奋斗，他希望年轻人能在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下获得成功，而不是在现实的泥泞中举步维艰(《致我们暮气沉沉的青春》)……

　　郑小驴在很多城市工作过，他把本书中的三分之一篇幅留给了云南。不都说云南是富豪与小资的逃离之地吗？这样的说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让人产生一些轻佻浮夸、被消费和被嘲弄的感觉。可是看郑小驴写云南偏偏不一样，在“云南好色记”这一辑里，他用很及物的笔力，脚踏实地跟我们聊云南。说天气，永远的灿烂阳光模糊了四季的分界；　说食物，想不到的古怪食材塑造了道不尽的各色口味；说姑娘，裙摆分分钟摇曳在翠湖湖畔……句句说得朴素大方，勾人心魄。写家畜，“一打听才知道这种猪叫冬瓜猪，个子小，长不大，像个小冬瓜似的，它们同伙正在吊脚楼下嗷嗷叫呢”(《人间烟火：西双版纳》)；写梦里的姑娘，“男人最苦逼的时刻，村姑们永远比大小姐们显得纯情和可爱。我爱村姑，盼望着以后也能娶上一个回家。……天地良心，比起鬼怪精灵的赵敏来，我爱死村姑了”(《大理，大理》)。比起在之前阅读里认识的郑小驴来，恰好是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似乎在这些篇目里，温柔敏感的少年心性才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最后三分之一，小驴留给了自己。优秀的作家除了软硬兼施的修炼外，还必须有独立的空间存放自我。特别喜欢《吾祖》和《乡村基督徒》，郑小驴以绵密的笔触，回忆了祖辈，讲到自己的爷爷和外公。爷爷是个道士，相信灵魂，相信超自然，相信唯心论，一辈子超度了无数死者，最后却躺在一张“臭气冲天的床上长达一周之久”，至死也没离开，“整整七天，他不吃不喝地躺在这儿，拖延着死神的到来”，每次吃饭，七岁的郑小驴“都会过意不去和他们说，请记得给祖父喂一点儿”，家里人也不理，却笑着夸他孝顺。外公是基督徒，他在村里承受着作为异类的嘲谑与排斥，即便是临死也挂念着“有神赐福”，一生却没有进过一次教堂没见过十字架也没有受过施洗。在郑小驴笔下，他们的一生传奇跌宕，其间夹杂着湘地民间的柔韧、挣扎与豁达，令人在对命运发出叹息之时，也不免对人性肃然起敬。

　　秀出结实的肌肉，亮出柔软的心房，也给自己安放了灵魂的苦难与安宁，我想，郑小驴完全无愧于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在那篇《质数的孤独》里，郑小驴写到一次在异乡遗失手机的经验，结尾处，他写道：“没有手机，我和这个世界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悲观之后，内心反倒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像个落魄户一样，我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溜达着……我甚至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再买手机。”手机肯定还会再买，而重要的是，是否拥有通讯工具，并不能等同于一个人与他内心的对话顺畅与否。我想，对小驴来说，即便没有手机，依然能昂首奔跑在路上，执着于追寻下落不明的自我，“游荡在颓废中的肉身应接不暇，沉潜于探索里的灵魂欲罢不能”———这句话同样也能成为阅读这本小书的一个注脚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郑小驴／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