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代”的，也是历史和世界的(金理)

　　理想的文艺批评，一定是既站在当下，面对着文艺现场，又勾连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世界范围的文化潮流

　　身为“80后”的我，似乎本能地更关注同龄的青年作家，文学批评也多以他们的创作为对象。一次会议上听一位文坛前辈发言，他讲着讲着提到了韩寒、郭敬明，提到“脑残粉”。就在他吐槽的时候，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嘟囔：“谁说的！”——声音虽然不大却分明表达着对前辈发言的不满。回头一看，听众席上的这位旁听者，正是我的同龄人。那一刻我非常惭愧。我为什么没能在上述两种声音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没能告诉前辈他们眼中不入流的作品何以恰恰拨动当下青年人的心弦，也没能以有力的阐释提示青年读者们，其实在韩寒、郭敬明之外，还有不少态度认真、取得创作实绩的青年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被“代际”的概念所笼罩，过于强调这个创作群体的特殊性，没有真正打开文学批评的视野，发挥文学批评的效力，更深入地影响作者和读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艺批评应该打开的视野？我以为，理想的文艺批评，一定是既站在当下，面对着文艺现场，又心怀历史和世界，勾连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世界范围的文化潮流，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恰恰是今天从事新锐作家批评的我们所缺乏的。

　　比如，很多批评家会津津乐道于“80后”作家的市场意识，他们关注读者群，懂得营销，甚至会参与到作品及衍生品的运营中来。事实上，如果能把历史的镜头拉长来看，这一点也不新鲜。现代文学史上曾经的青年作家如巴金、施蛰存、赵家璧等，他们利用和经营现代出版的经验，足以让今人汗颜。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今天可供利用的阵地更新颖、多元。如果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文学巨匠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生，我想他们也会利用网络、微博发表诗歌、推广小说。艾略特说过，新鲜的艺术品在加入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所联合起来形成的“完美的体系”后，“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讨论“80后”写作时，论者往往关注的是异质性的“修改”(比如借助网络媒体，采用畅销书式的生产流通方式，与先前“作协—文学期刊”的体制有很大区别等)；但“修改”只有置于与“整个体系”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描述，这其实是提醒我们文学史视野的重要性。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敏感，但同时也不要迷信代际的标签。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批评实践来及时追踪、把握年轻人创作中的“新变”因素，另一方面，将此“新变”置于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来辨识它的文学源流，确认其价值。如此才能辩证地理解文学的“变”与“不变”。在这种意义上，文艺批评也应当是一种史的批评。

　　与历史视野同样重要的是，文艺批评还应具备世界文艺的比较视野。在一次“80后”作家群研讨会上，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提出，在国外“80后”作家的作品中，对人的命运、对终极关怀的思考十分常见，他们不迎合出版社、不讨好市场，因为有公共图书馆、学院和大量基金会给他们提供写作资助，这为他们的独立写作提供了良好基础。听着赵先生的发言我心头一震。人必须借助多面镜子才能认清自己。不妨以域外为镜鉴，与当下中国的“80后”文学对照，从出版、阅读、创作、文学生态等角度来进行比较，尤其能照见我们自身的“长与短”。这样的“比较”是具有充分现实依据的：近年来，国外“80后”作家——乔尔达诺(《质数的孤独》)、邓索恩(《潜水艇》)、黑利·特纳(《到莫斯科找答案》)、伊恩·里德(《一只鸟的选择》)、布拉米(《无他》)、绵矢莉莎(《梦女孩》)、金原瞳(《裂舌》)、金爱烂(《老爸，快跑》)等，纷纷涌入大陆出版市场，而像芥川奖、川端奖得主青山七惠的作品系列已译介出版近十种，早已成为畅销品牌。这些文学作品就值得我们去研究：是不是某类文学主题、技巧、格调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跨国界共感的因素？随着年轻一代作家外语水平的普遍提升，由异域输入的阅读趣味，是不是已经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创作？总之，世界文学的背景，正是我们进入“同代人批评”时，理当征用的另一种视野。

　　如果把文学比作不绝长流，文学批评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河流中的石头，“在水里研究水”。不同于登高望远、来龙去脉了然于胸，或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捡拾退潮后的“遗物”带回实验室作定量、定性分析的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更像是一种审美与知性的冒险。而评价同龄人的新锐作家，关注最新的文学创作现象，无疑是最紧张的一种冒险了，这是同代人批评吸引我的原因所在。但身在水里，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那九曲十八弯，甚至是世界文学的汪洋大海的关注，说到底，任何一种创作，任何文学中的新变因素，都是建立在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基础上，都是历史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