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新加坡大屠杀》(黄浪华)

　

　　我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侨家庭里。呱呱落地不久，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为报复华侨对祖国抗战大力支持和投身于保卫第二故乡——侨居国抗日斗争， 日军占领新加坡制造对华侨大屠杀后，回过头对马来半岛的华侨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我大哥在马六甲遭捕而被杀害。父母亲带着四个子女，逃入热带森林中。在那 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本法西斯统治岁月里，我一个妹妹饿死。我染上了恶性疟疾病，折腾得半死不活。因为大哥被杀，父母日夜以泪洗面。这深仇大恨并未随时光流逝 而减弱，父亲活到近百岁去世，母亲活到88岁去世，他们生前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孙，毋忘这笔血泪仇。正因为这一点，写一部反映新加坡大屠杀、控诉日本侵略者 暴行的书，就成了我的夙愿。

　　1989年5月，我有幸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调到中国华侨出版社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广大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有机会重返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 曾被我大哥鲜血染红的我的第二故乡。一座座罹难华侨纪念碑，让我又重新回到了当年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一个个老华侨的控诉，更使我怒火燃烧。尽管我经历这段 历史时少不更事，对它了解甚少，但我还是按捺不住义愤写下了一篇7万字的《星州屠城录》。后来此文收入到我1993年出版的《星州屠城录——华侨异乡漂泊 纪实》一书里。

　　区区7万字无法表现新加坡大屠杀的全貌，更难消我心中块垒。但是，这些资料大都散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地区，收集很不易。于是，我只好利 用一切海外关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文作家朋友，听说我要写这段华侨华人血泪史，颇有“同仇敌忾”的感慨，并表示大力支持。他们说，因为各种原因，他们 不便也比较难全面再现这段历史，因此寄希望于中国作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马来西亚归侨作家。这更增添了我写新加坡大屠杀的信心与决心。这十多年来，帮助我 收集资料的新、马华文作家和香港朋友太多了。

　　骆明是新加坡两大华文作家组织者之一——新加坡文艺协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是个大忙人。他除了要做生意养活全家外，还要不停地写文章，帮助会员 作品找出路出版，组织协会参加国际交流……在这百忙中，他千方百计帮我找到了一本陈嘉庚主编的《大战与南侨》最早版本，并帮我复印全文装订成册，然后趁新 加坡华文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机会，面交给我。虽然是复印件，但我一直把它当作真本珍藏着。

　　我的北京朋友夏善彬，在一次宴会中邂逅了一位新加坡商人，谈起了我准备写新加坡大屠杀之事。这位素昧平生、未曾谋面的华人，回新加坡后竟专程到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里借了十几本有关图书，并把它带到北京转给我。这些国内很难读到的书籍，使我了解了很多在大屠杀中不为人知的史料。至今，我和夏善彬均不 知道他的姓名。

　　新加坡大屠杀是极其秘密地进行的，留下的图片资料极少。骆明托他的朋友，帮我收集了20多张。马来西亚知名的华文作家彼岸、李忆莙，也帮我收集了一部分。这本书中插图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友情奉献。

　　新加坡长篇小说作家流军，香港新马侨友会是香港特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归侨侨眷联谊组织均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的好友夏善彬更是帮我搜集复印大量资料，使我免受许多手抄之苦。

　　我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中，最为珍贵的要算著名侨领、当年南侨总会领导人陈嘉庚写的回忆录《南侨回忆录》及其主编的《大战与南侨》。前一部，记录了 战前南洋华侨慷慨纾难支持祖国抗战的事实，展现了华侨爱国爱乡的博大情怀；后一部则真实地记录了南洋华侨，特别是马来亚、新加坡华侨，在日本铁蹄下遭受的 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其他资料，虽然也有比这两部更为洋洋大观，但基本上都是以这两部书为基础编纂的。其中最为完备的要算新加坡历 史学家许云樵编著的《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我从中获益不少。但这些资料都没有陈嘉庚的客观与公允。后来编写的资料集也好，专论集也好，大都有意无意贬低了 以华侨、华人为主要成分的马来亚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马来亚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作用，或者有意无意地把必须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保护下才能 进行抗日活动的136部队，夸大为马来亚抗日的主力军。中国有句古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马共在内战中失败了，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它后来的“敌人”也予以承认。这笔血泪斑斑的华侨史，不能被歪曲，更不能被遗忘。

　　然而，正当我就要动笔之时，我的爱妻杨丽琴的尿毒病进入了晚期。我立即放下手中的笔，全身心地投入到侍候她的生活当中。这一眨眼就是11年工 夫。妻子常常遗憾地对我说，是她耽误了我的创作。这期间，骆明几次来北京，见面时总要问：新加坡大屠杀写出来了没有？我总是无言以对。不过，我不遗憾，因 为我尽了一个做丈夫的责任。2012年2月23日，回天无力，妻子不幸撒手西去。

　　我与妻子共同生活了43年，一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她是我的伴侣，也是我的文友。她的离去，使我有天塌地陷之感。那些日子里，我悲 痛万分。宇之，本书的合作者，她是我的老朋友。她知道我丧妻之后，不顾自己摔折腿骨刚刚出院，行动还不方便，便来看我。她见我意志消沉，便劝我用转移注意 力的办法去摆脱痛苦。这使我忆起妻子生前常用写作来转移病痛带来的痛苦的办法，颇有醍醐灌顶之感。作家之间都喜欢谈创作。当我谈起新加坡大屠杀有关素材与 自己多年的夙愿时，她认为这题材新鲜且重大，应当立即写。她的鼓励，使我那休眠了十多年的创作念头又复活了。我又有了创作的冲动。宇之虽然没有这一段生活 与经历，但她出版过长篇小说，有长篇写作经验。于是，我邀请她当这部作品的合作者，她欣然同意。我们共同研究了我早拟定的写作大纲，并约定由我执笔写出纸 质的第一稿，由她在排成电子版过程中作文字上修饰，然后打出纸质样稿，我再改，她再改在电子版上……

　　写这样一部著作，对我这个已届古稀之年的人来说，并非易事。但是，2015年正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能让此部书稿赶在这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出版，近两年来的时间里，我不得不拼命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不停地写。

　　这是一部纪实作品，我要求在创作中必须完全忠实于历史真实。因此，这本书所记录的史实均有档案性的渊源和文本的出处。感谢当年亲历者和研究者给 我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我就在这故纸堆里，挑拣着一页页历史碎片，把这些历史碎片进行剪辑加工，编成五彩丝，织成这部长长的画卷。历史碎片是亲历者所留，是 无数华侨先烈鲜血所凝，是历史家所集，因此，真的作者是他们，我只能算一个编著者。

　　日本“二战”中在亚洲曾制造了三次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国人知之甚少。但是这是一段海外中国人的血泪史，是中国人民抗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愿国人不要忘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