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以中国文人方式生存

　　书法伴诗词，跨界历史小说与戏剧创作

　　熊召政以中国文人方式生存

熊召政

　　熊召政昨天刚回到武汉家中，这段时间他很忙。本月中旬以来，“书香养我——熊召政诗文书法展”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由他编剧的话剧《司马迁》正在北京人艺上演。下个月，他的一部描写辽金宋三国的新作《大金王朝：北方的王者》又将在京首发。

　　穿行在作家、编剧、诗人、书法家几种身份中，62岁的熊召政说：“我是一个中国文人，是传统方式培养出来的文人，写诗写字写文章，都是文人生存方式的表现。”多年来，熊召政利用各种形式传播传统文化，但他也表达了对当今传统文化热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担忧。

　　遭受体罚苦学来的童子功

　　“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

　　“我从小就浸润在传统文化氛围中。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比较好的地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熊召政指的是县城，他认为县城既有城市文明的形态，又有乡村古老文化的形态。    

　　出生在湖北英山县城的熊召政，4岁开始师从外祖父、舅舅，每天背唐诗宋词，写毛笔字。外祖父说“绿”，他对“红”，十岁就尝试写对联、绝句了。13岁那年，面对芳菲三月，他竟脱口而出“花如初嫁女，树似有情郎”。    

　　“伸出手来，用板子打。”在熊召政的记忆里，上过私塾的外祖父对他管教极严，童年时的体罚，总是和没背下来诗、没写好字相连。他曾经痛恨过这样的日子，但几年过后，他不仅不烦了，还喜欢上了诗文世界。    

　　熊召政的诗文命运在“文革”中也没有中断。他到大别山当了一名知青，大山深处的老郎中也是上的私塾，眼见熊召政写得一手好字，和他聊上了。熊召政迎来了一生中第一次的实战机会，他和村子里的老人们组织起乡村诗社，1972年他19岁那年，还和老人们一起写旧体诗。“我就像回到了唐代宋代，他们总是用险韵(语句用艰僻字押韵)来为难我。”    

　　山村里没有电灯，熊召政就点煤油灯看书，点不起煤油灯，就点松明灯。《文心雕龙》《古文观止》《中国文学史》各种借来的书遍览过后，他干脆背起了《康熙字典》，每天背十个字，常年坚持了下来。    

　　多年后，这些遭受体罚苦学的诗文、挑灯夜战习得的本事，终于在第六届茅盾文学获奖作品《张居正》中爆发了。“那里面看起来随手拈来的字，其实都是当时背《康熙字典》的功夫。”熊召政还记得，一位历史学家惊异于《张居正》里大臣高拱写的一份奏折，他认为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搞明史的都没找到这份奏折，熊召政又是如何找到的？“我笑着跟他说，这是我编的！”而熊召政在心里说，这是童子功带来的力量。    

　　文人情怀就是家国情怀

　　“一个人能拥有一点传统文人的品格和情怀，感情会变得古朴、典雅起来” 

　　每周，熊召政都要抽时间去武汉的龙潭书院给学生们上课，他给学生们讲文人和文人情怀。他说，文人情怀其实就是家国情怀，一个人无论为官、为商，还是当普通人，能拥有一点传统文人的品格和情怀，感情会变得古朴、典雅起来。    

　　事实上，在熊召政的作品中总能搜寻到“家国情怀”的脉络。熊召政回忆，他之所以写《张居正》，是因为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南巡讲话”，令人对中国改革产生了种种期待，他也突发奇想，想凭一己之力寻找答案。熊召政仅从故纸堆里搜索资料就花了五年，做了大量卡片，写作又花了五年时间。经过长期研究，他认为，与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等这些历史上的改革家相比，张居正的改革更成功，“他不改政治主张，而是搞经济改革，这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很大。”

　　时隔十多年，熊召政又即将推出百余万字的《大金王朝》，其中第一部《大金王朝：北方的王者》将于下月面世。“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辽金宋‘大三国’故事，在恩怨情仇上甚至可以超过罗贯中‘小三国’《三国演义》。”熊召政说，国力最强盛的宋朝先败于辽，后败于金，“我认为，这都是因为宋徽宗时期的娱乐至死造成的，社会变成了娱乐化社会，人不思战，奢侈之风蔓延，军队没有战斗力，老百姓不愿意孩子当兵。”    

　　熊召政认为，这从诗文里同样可以找到证据。宋徽宗之前，中国的文学领袖是苏东坡，他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的千古名句。而到了宋徽宗时代，文学领袖变成了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开始盛行。“雄健的声音变成了哀弱的声音，这也证明了国家从豪迈的英雄气，变成了温婉的脂粉气。”熊召政说。

　　和写《张居正》一样，《大金王朝》也是花费十年写成，同样是对照当下。该书写作主题的确定，缘于十年前超女李宇春突然走红时，“娱乐不要紧，就怕娱乐化。李宇春没有错，但从此在中国开了娱乐化先河。”熊召政说，当年他针对此现象写的《醉里挑灯看剑》一文，就已经出现了《大金王朝》的主题：娱乐至死值得警惕，娱乐化社会从来都是腐败的温床。     

　　而这一次写作，他依然采取了古人常用的“行脚”方式，“所有辽金故址，所有的战争发生地，重要人物的故里我都去过了。”熊召政说，他12次深入东北，2007年那年，其中一次走了11个省，行程13000公里。

　　现在学国学过于注重形式感

　　“我一向反对万人诵《三字经》这类假大空的活动”

　　当年，熊召政在乡村写旧体诗，和老文人一起对对子，在同辈人中算是个异类。现如今传统文化开始热了起来，熊召政被人请去到处办讲座，但他也毫不讳言自己的隐忧。

　　“现在人们学传统文化，过于注重形式感，学生活方式的多，学思维方式的少。”熊召政甚至不客气地说，不少人学茶道、花道、古琴等，说得严重点，都是在附庸风雅。相比之下，他认为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才更不该被忘却。“司马迁就说到了古人的价值观问题，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可以惩罚我，但不能侮辱我。”他认为，司马迁告诉我们真正的古代文人是如何立在中国历史之中的，这样的文化根脉不能丢掉。

　　熊召政表示，现在学传统文化注重场面的多，踏踏实实的少。“国学的学习、传统文化的修为，绝不是在轰轰烈烈中完成的。我一向反对万人诵《三字经》这类假大空的活动。”

　　此外，熊召政还提到一个无奈的现状，“渴望学传统文化的太多了，而能教传统文化的太少，有底气教别人的更少。”他坦率地说，目前自己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

　　“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大凡一个稳定的社会，特别是盛世，其社会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态度。”熊召政感叹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的这腔热血，已经流了五千多年，如果把这一腔热血换掉，我们还叫中华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