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和平而战——围绕《我的土匪爷爷》进行的访谈(赵培光)

　　作品提要：

　　土匪爷爷的故事发生在东北沦陷时期，在浮华猖獗的社会变改之际，一个农家孩子张黑子先是与一个绝户老土匪张秃子有了父子之情，随后又与董大茶壶的女儿董雪相恋了，提亲后遭到董大茶壶骗婚，而这骗婚背后的圈套引发了东北大地上胡子们的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们支离纷崩、始料不及的命运……

　　身为一名作家，孟晓冬在过往的岁月里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近日，他再次打出重拳，以长篇小说《我的土匪爷爷》擂响文坛。这部作品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一面市就受到读者的热捧。不仅各大纸媒、网站的评论飙升，在几大购书网站的销量也直线上升……

　　下面，是我(赵)对他(孟)的访谈。

　　赵：晓冬，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以前呢，读你的《亲亲柳条边》和《善良就是苦》以及《深深的母爱》、《河南奶》、《谁把拉萨放在了高原》等作品，就觉得你是个很有情义的作家，所以内心里比较认可。这次，你接近隆重地推出《我的土匪爷爷》，我想问一下它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孟：说实话，这部小说对我而言，既是一种承接，又是一种突破。“九一八”以后，东北沦丧，我的家乡九台因地处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寇抓劳工修建了西大营，用以储备军用物资，如今西大营仍有迹可查。尽管日寇十分猖獗，但是家乡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这是一场悲怆壮烈的全民族抗战，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原东北军将士，也包括普通民众。

　　其中，抗日英雄罗明星是九台营城煤矿的矿工，因不甘做亡国奴，他拉起抗日队伍，奇袭伪警察署、攻进九台县城、取得烟筒山大捷。1932年10月，在九台马鞍山附近伏击日寇运输车的战斗中，罗明星所部不仅将火车炸成一堆废铁，而且一举歼灭随车押运的日本鬼子70多人，缴获几百支枪和大量军用物资，令日寇闻风丧胆。他的队伍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铁道游击队”，最强盛时达到六七千人，并于1933年7月加入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被编为十九支队，罗明星任队长。位于九台西南部的放牛沟乡，民众成立抗日组织大刀会，杀死日寇十多人。此外，还有李家围子的百姓、甚至一些土匪也纷纷加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之中……

　　我从小就是听着英烈们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先辈们舍身报国的精神始终影响感染着我，激励着我。这也是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动力，灵感自在其中了。

　　赵：看这名字，则可以断定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你是怎样把握和运用的？

　　孟：每位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像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这个家园更多表现在对故乡的热爱和理解，当然，每位优秀的作家都有浓郁的故乡情结，因为故乡是作家创作的根。人生就是一棵大树，无论生长得如何茂盛都离不开根的滋养。

　　我的家乡九台是座美丽的东北小城，而在历史上，它又是柳条边重镇。清王朝为了保护其祖宗肇始之地，修建了蜿蜒两千多里的柳条边，还颁布了禁边令。如今，我们常常谈起长白山文化，而由柳条边衍生的边台文化正是长白山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位学者说过“只有推开边台文化的门，才能见到长白山文化。”石钟山老师常羡慕我家乡的地名，像庙香山、石头口门、其塔木、猴石、土们岭、卡伦，还有松花江中的小村套子里，一望无际的柳条边……我在这部小说中之所以突出东北特色，就是要展示长白山文化，尤其是边台文化的独特魅力。

　　赵：我注意到在《我的土匪爷爷》里有关于“私奔”的描写，众所周知，莫言的《红高粱》中有“野合”的描写，而网络作家木子美的《遗情书》则存在大量的性描写。你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笔力支撑是什么？

　　孟：首先文学是人学。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并不避讳爱情和性描写，孔子也坦然地说：“食色性也”。文学既然是“人学”，就不应回避情爱甚至性爱的描写，但文学绝不是性学，文学是真、善、美的载体，应给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这是作家应具备的道德感或曰社会责任感。

　　我也注意到了以自曝性事而“一炮走红”的“木子美现象”，对于这些做法我不太敢苟同。

　　文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冲击的当下，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也很杂，但我想其核心还是坚守与迎合的问题，是坚守人类美好的情感，还是迎合低级、庸俗的口味。中国人自古就讲“文以载道”，文学应该给人以美感，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从而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文学的神圣性就在于此，如果抛开了这一点，文学便无从谈起了。我们看古今中外的经典，都是这样的。去掉色情描写的《金瓶梅》依然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劳伦斯的性爱描写给人以美感，而不是欲望的冲击。这些作品都和木子美的《遗情书》有着本质的区别。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而爱情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的忠贞性和纯洁性。这部小说里虽然讲述了一个“私奔”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从来没有背离人类本性的美好。在这一点上《我的土匪爷爷》可以和莫言的《红高粱》作以类比。《我的土匪爷爷》是用人性的观点描写东北胡子的生活，通过人物的私奔情节，使土匪在传奇的故事情节中展现出人性复杂而深刻的一面。它不是用类型化和脸谱化去定义一类人，而是用七情六欲、侠肝义胆来支撑人物的完整形象。用“私奔”的人性去探索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我想要在文字里传导出来的意图。

　　赵：小说的人物有血有肉，充满传奇又极富个性，你是为了取悦读者，还是源自文学的理念？

　　孟：与散文、诗歌等文体不同，小说本身就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如果读者能有这样的体会，那我很高兴，至少是说对我这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肯定。

　　故事永远是小说的主体，优秀的小说家必定是讲故事的高手。作者要善于编织故事，还要善于把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寄寓在偶然性之中，合乎情理，出人意外，以此来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形象，并达到扣人心弦、引人注目的艺术效果。

　　任何文学体裁都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学避免不了要受到市场化、商品化的冲击。如何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又保持文学的纯洁性，是每一位作家都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我认为作家的使命意识很重要，只有创作者怀有强烈的使命感，才能保持文学作品的严肃性，保持文学本身的尊严。

　　赵：莫言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说：“作家

　　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苔之歌》。”事实上，他在这里讲了一个小说的文学性与创作性技巧之间的问题。我想知道，对于小说的文学性与创作性技巧，你更偏重于哪方面？

　　孟：小说的文学性和创作技巧两者并不矛盾。想要把小说写得好看，必然需要一定的创作技巧和文学性。但是与这两点相比，作家的生活经验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莫言所说“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来写作，尽管作品可以写得上天入地，可以写得牛鬼蛇神，但就像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土地一样，作家也无法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只有积累更多的生活经验，对人的认识才能更全面而深刻，写作时才更有把握，写出来的人物才更有真实感和生命力。

　　赵：小说好评如潮，也许你始料未及。那么，你一定有诸多的感慨吧？不妨说说看。

　　孟：小说问世后，能获得大家的喜欢，我确实非常高兴。别说什么成就了，我要感谢的人当然很多。首先，我要感谢每个阶段的同事。这部小说从构思到出版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漫长时光。在这十年里，我做过文学编辑、新闻记者，还主持过文联工作，无论走到哪里，身边同事都为我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给了我极大的包容，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不可能静下心，去完成这部作品。

　　我还要感谢我的几位老师，尤其是著名作家石钟山，他对这部小说备加青睐，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反复与我沟通，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基层作家的关心和热爱。石钟山老师的帮助对于这部小说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还要感谢读者朋友们对这部作品的厚爱。毫无疑问，读者的理解和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创作出更高更好的作品，回馈所有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