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小说叙事如何超越史实(傅逸尘)

　　李骏虎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小说叙事如何超越史实

　　□傅逸尘

　　21世纪初年的抗战叙事整体上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准，不仅离经典和伟大的文学标高相距甚远，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在消费欲望的驱动下滑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　　

　　历史的真实性成就了《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最为重要的文本特色，李骏虎正面强攻抗战历史的写作伦理在当下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亦颇显珍贵。然而对长篇小说文体而言，小说的虚构性本质与历史的真实性规限在文本中的抵牾亦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21世纪，表现抗日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影视剧突然火爆起来，一度竟呈漫漶之势。长达8年的浴血奋战早已凝结成为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记 忆，抗战历史始终被作家视为可供挖掘与探索的题材富矿，每个时代的叙写都因观念视角及创作者的不同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意义。然而，21世纪初年的抗战叙事整 体上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准，不仅离经典和伟大的文学标高相距甚远，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在消费欲望的驱动下滑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历史真实感的先在缺 失，大大降低了阅读的可靠性，而娱乐化、庸俗化、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则进一步导致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甚至完全置战争基本法则与常识于不顾的传奇故事的泛 滥。被不断窄化、虚化、弱化的抗战历史逐渐沦为类型化叙事的平台和传奇性故事的背景，进而丧失了文学的本体价值和历史的认知意义。

　　在我有限的阅读里，《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是近年来较为少见的对抗战历史进行正面强攻和正史讲述的长篇小说。山西作家李骏虎穷数年之功挖掘出了 “红军东征山西进行抗战”这段阙如已久的历史，小说具有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史家的独特眼光与作家的文学想象在此聚合，一场政治与军事浑然一体 的大较量，便以颇为波谲云诡且惊心动魄的宏阔面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西安事变”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显要地位当然是因其直接导致国共两党的再次合 作，结束10年内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少帅张学良丧失东北，以及“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也因此而有所洗刷。但“西安事变”却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我们更多知道的是它作为“后果”导致1936年底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而“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因”不知何故却被湮没，连史家都鲜有提 及，就更不要说正面的文学性描述。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几个中国政治与军事集团间的斗争与对抗，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即二战前的国际政治与军 事博弈，即便是同一个政治与军事集团，其内部间的矛盾与冲突也相当的激烈。李骏虎占有了大量的史料是不言而喻的，而梳理这些史料，从中发现并概括出历史发 生的真实或真相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重点描写红军东征不仅具有伦理的意义。1936年初的中国是一盘相对静止的大棋，随后皆因红军东征而活泛起 来，以至于后来的波澜壮阔与风云激荡。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文韬武略，当然还有他的战略性思想，即便是一代名将彭德怀、林彪亦相形见绌。他们更 多的思考还是局限于军事，而毛泽东的思考就不仅仅是军事，更多的思考是在政治层面，而且他的视野之广阔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所能企及的。

　　毛泽东力主红军东征并非不清楚其本身的危险性，既要渡过由阎锡山十万守兵构筑的黄河天险，上岸后又有重兵围追堵截；一旦失败，回路有被张学良的 东北军及杨虎城的西北军断掉之虞，那将是万劫不复。但毛泽东更清楚，如果不尽快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的危亡即在旦夕之间。“兄弟阋于墙，外御 其侮”，这就是毛泽东的胸怀与过人之处。此外，东征山西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战略思想，就是可解红军自身之危。如果没有抗战，蒋介石、阎锡山等对红军和中共 的围剿是第一要义，红军主力虽然历尽艰辛险阻到达陕北，但如毛泽东所言，陕北不但地域狭小，而且极其贫困，红军在此难以发展壮大，时刻都面临着被蒋介石剿 灭的危险。中国国民党在评价“西安事变”时道出了此中玄机：“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战提前爆 发；另一方面使红军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战略形势的反转。李骏虎成功塑造了毛泽东的文学形象，让我们领略了伟人的机敏与睿智、幽默与 淡定，尤其是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战机，在阎、蒋的围追堵截中胜似闲庭信步。小说对蒋介石、宋子文、阎锡山等人物着墨虽不多，但形象还是较为鲜明的，尤其是 对阎锡山的形象塑造显得生动活泛且颇具地域文化的特色。

　　历史的真实性成就了《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最为重要的文本特色，李骏虎正面强攻抗战历史的写作伦理在当下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亦颇显珍贵。然而对 长篇小说文体而言，小说的虚构性本质与历史的真实性规限在文本中的抵牾亦是显而易见的。用虚构的小说去表呈真实的历史常常会令作家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他 的想象力在面对大量的史料的时候很难不发生动摇。当作家无法摆脱史料的纠缠时，他的写作的自由度就很可能会打折扣，这对小说叙事来说无疑是需要警惕并勉力 跳脱的。李骏虎的写作显然面临并承受着这方面的困扰，作家占有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珍贵史料，很难割舍。正因为占有并使用了大量的真实史料，使得《中国战 场之共赴国难》虽为小说，纪实味道却很浓重，尤其是对部队番号不厌其烦的使用、对参战部队描述的一丝不苟，更进一步增加了作品的纪实性。问题在于，这种纪 实性与史料感对作家的想象与小说虚构空间的挤压，使得作品中部分人物形象扁平化。在红军和共产党集团内部，毛泽东着墨最多，性格与形象也写得最好。与之相 比，其他人物的描写则相对较弱，比如对彭德怀、林彪的描写便显得不足，人物的性格与才干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时间跨度很短，红军 东征山西仅两个半月，但空间极大，事件所及的重要人物亦众多。我不知道作家是否受制于篇幅的限制，人物描写与性格刻画在相当程度让位于繁复的事件及战斗叙 述，从长篇小说文体的总体丰富性考量，这一点当是较大的缺憾。

　　我由此想到了《保卫延安》和《红日》，这两部小说也都选取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著名战役，人物、事件都是真实的，但它们都没有受史实的束缚。作 家充分发挥了小说的虚构性本质，展开文学性想象，不但真实地还原了那两场著名战役，还成功地塑造出诸多人物形象。我还联想阅读姚雪垠的《李自成》时的感 受，那不是在读历史，纯粹是在看小说。人物形象与心理、细节与环境等文学性元素充盈在小说的所有空间，历史的进展似乎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的成长，命运 的跌宕以至于生命的毁灭。姚雪垠并非不重视史料，恰恰相反，他在史料的搜集与研究上是下了大气力的，他甚至亲自考察了李自成率起义军与明、清官军征战的主 要战场。但作者以“深入历史与跳出历史”的原则，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崇桢皇帝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使小说的文学性远远高于历史真实本身。以纯粹的文学标准 观之，抗战历史对当下的作家而言，已经构成了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甚或是一道不易穿透的“隔膜”。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没有痛切的生命经验、没有真挚的情感 融入，没有扎实的生活积累，没有充分的知识储备，便很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和细部，更难呈现历史的繁复与厚重。

　　以当下的眼光穿越时代的迷雾，重建虚构叙事与战争历史的关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艰难的。不可否认的是，在虚构叙事中增强纪实性的确是还原历史真实 的一种简单直接且有力有效的手段。然而文学就是文学，毕竟不可与历史画等号。不要说《史记》，连《二十四史》在多大程度上记录或曰复现了历史的真相都颇值 得怀疑，何况一部以虚构为文体特性的长篇小说？小说家首先应当沉入历史现场，最终又必须以文学性和想象力超越历史语法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