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未竟的事业(陈福民)

　　今天的音乐课(漫画) 　　徐鹏飞

　　从“九一八”出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战争，也是创造一个现代国家的艰难而伟大的历史进程。记述和揭示这一历史进程，是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所要肩负的责任，也是中国文艺未竟的事业

　　与“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战”相比，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妇孺皆知、刻骨铭心。相信很多人，特别是北方人，自幼习唱的第一批歌就有《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但在中国现代史的讲述中，它却一直是一个难言的隐痛。不但“九一八”如此，更包括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及其导致的严重政治经济后果，都在中国当代文艺书写中“忍痛含愤”、欲说还休。

　　从19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向前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这整整六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在国民政府治下，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全部退入关内。黑吉辽三省沦陷，随后热河沦陷，华北大面积沦陷。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无耻的武装侵略，强行掠获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并像老牌帝国主义在几个世纪前对拉丁美洲、非洲所做的那样，悍然在20世纪对中国东北实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

　　这才是我们今天了解“九一八事变”之性质的关键入口，不仅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昭示了这个动荡乾坤的很多真相。在一个号称理性、文明、日益昌荣的世界的另一端，一场沿用旧世界模式的赤裸裸的殖民征伐，正在强加给一个无辜的文明国度。而这个被侵略、被蹂躏、被殖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却像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所形容的，“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以至于在文末，鲁迅激愤不已地讽刺道：“‘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在这里，鲁迅对于“瓜分”的愤怒指控无疑道出了这个世界某种令人沮丧的事实。

　　写于1931年的《友邦惊诧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反映“九一八事变”最早的文本之一。如所周知，在鲁迅的杂文中，以“丢了东三省”为题引的文字还有很多处，表明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题旨之一。在文学史上，鲁迅与萧红、萧军的关系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但是两个20出头又陌生的青年写作者的一封求助信，立刻令鲁迅做出予以接纳和帮助的决定，这显得很不寻常，仅仅用“急公好义”“热爱青年”来解释似乎难以完全令人信服。如果从上述“九一八”的视角去看，鲁迅对他们的关爱是否也包含着心系东北沦丧国土与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怀在内呢？

　　在这个意义上，“九一八”既是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屈辱，也是对一个民族国家觉醒所提出的现代历史要求。在1931年之前的岁月，中国是喑哑无声的，不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前濒临崩溃，更在面对整个现代世界扩张性的喧嚣时既聋且哑、举措失当。这种“无声”的状态，指向一种文明断裂之后的民族不适应症，曾经令无数仁人志士忧愤深广，也是深刻刺痛鲁迅并促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它是“呐喊”的反面，更是一种创伤性的痛苦经验。当知识分子开始奔走呼号、同气相求的时候，无声的灵魂漠然以对，构成了一个民族迈向现代之路的致命障碍。中国血泪横流的近现代史，正是从打破这死寂“无声”开始的。一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吁求的那样，中华民族需要发出“最后的吼声”。

　　从1931年到1937年的整整6年中，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沿袭着传统国家的思想方法，把“救国”仅仅当作政府的事情而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民族动员，东北沦陷长达6年间孤悬一隅，似乎与政府毫不相干，“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由于得不到国家层面从军事、经济到舆论的真正支援，同期东北各路义勇军、救国军乃至东北抗日联军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迅速土崩瓦解。马占山出走苏联，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艰苦卓绝孤军奋战英勇牺牲。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以自己的血肉书写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觉醒的英雄史诗。

　　在“卢沟桥事变”标志的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这个国家已经悄然唱响了现代中国之歌。那是由孙铭武、孙铭宸的《血盟救国军军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李兆麟的“火烤前胸暖，风吹背后寒”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所构成所弘扬的。这些不惜牺牲血肉之躯谱写的民族之声，开启了民族自觉自救的现代之路，是一场真正的彻底的全民族动员的现代战争。从“九一八”出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学意义的战争，也是挣脱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和传统国家框架进而创造一个现代国家的艰难而伟大的历史进程。离开这场战争，就谈不上全民族动员这个必要的历史功课，进而也就无从谈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启。记述和揭示这一历史进程，是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所要肩负的责任，也是中国文艺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