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的探险(刀尔登)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或鲁迅，已经是常识了。这常识后面的道理，颇不简单。在中国，写鲁迅的文章及书，或学术的，或通俗的，或历史的，或文学的，用一句汗牛充栋来形容，颇不为过；那么，我们普通的读者，每回在书目上见到、或竟捧起一本以鲁迅为主题的书，几个老问题，常回到心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鲁迅怀有持久的兴趣，我们还想从他身上获得什么？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深入他人的心灵？

　　一个解释，是知识传统的意义，每在其外表之外。比如中国的易学，要是说能从易的经传中钩索出什么不得了的道理来，我是不信的，但我得承认，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零碎的、本来难以立足的观点或思想方法，寄身易学，托赖以传。这一点与本书的题旨无关，不多说。

　　为什么是鲁迅？世有所谓名山大川，而又有无数的山丘，连名字都无福拥有。我们购买可恶的门票，摩肩擦踵地挤上某个名山之顶，而在它周围，翻翻滚滚的大小诸峰，只成照相的背景。这不是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世界便是如此结构，我们便是这样一些人。虽然山峦的本质并无两样，虽然每个灵魂的分量都是相同的，然而不得不承认，其中的某一些，确较另一些，更有丰富的呈现，更能激发我们求索的欲望，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更提供享受。

　　人类的探索在两个方向上运行，一是对物理世界的探索，一是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人文方向上的工作者，看到科学家有条不紊的事业，看到他们建立起来的可靠体系，一步步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该有些嫉妒。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考察，古往今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知识，可惜这类知识在多数情况下仍呈碎片的面貌，我们没有前者所拥有的那种可靠的工具，我们没有一种满意的手段，来判定哪些结论是足够充分的，可以放心地作为基石来使用，我们没有信心，来敢于宣布哪一些记录和观点是过时的、没有实际价值的。我们也曾从科学家那里借来分析的方法，然而只是发现根本没办法决定哪些参数是重要的，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而不管通过哪种途径，既已建立的理论体系，无不像外观过于规则的包裹，试图装入极不规则的、过多的物品，略一用力，便捉襟见肘。

　　有时我们不得不回到直觉，回到想像。李静在本书中提过“灵魂的想像”，我想她是指想像传主的内心。这如同试图潜入他人的梦境，有经验的读者，当知是多么艰难甚至凶险的事业。这基本上是一种文学性、而非学术性的工作方式，不过我又相信，在人文的研究领域，这种想像的欲望或能力的有无或高下，是否尝试去在想像中建立传主的浑然整体，能否使断续的文本和事迹融为某种圆满、而不仅仅是在概念工具中勾搭粘连，在很大程度上区别着杰出的成果与庸作。当然，不管取哪一种途径，没人奢望能真的再现传主的精神世界，那是只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他人的意义，仅在于发现人类精神的共性以及我们自己的个性。

　　以意逆志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而又是极有价值的工作。剧本《大先生》中有句台词：“我将在空虚的镜子前，好好端详自己。”我们自己是自己的空镜，然而在他人身上，我们看到自己。凝视自己深渊一般的内心，是不祥的事，有人看得多了，结果发疯；观照他人，特别是主动提供了精神样本的人，正是我们理解自己的常规方式。然而他人的内心，同样是世上最崎岖的地区，多行一步，便有失足之虞，而死者是不受伤害的，那么，探险者只能以自身为赌本了，所以这样的事，唯勇者能为之。

　　剧本中，“鲁迅”有这么几句台词：“我宁可背叛自己，也不要背叛你们的眼泪。捧住它们！不让它们掉进无声的土里！也不让它们再增加一滴！这是我毒蛇般的誓愿。这是我疯狂的秘密。”秘密……谁又知道别人的秘密呢？谁又不在讨论别人的秘密呢？在纷乱的议论中，总会有一些，使我们觉得那是可信的揭示，如果它既符合我们对传主、对同类以及对自己的理解，又增进了这种理解。至于它是否本来的秘密，在人类自我丰富这一进程面前，并不重要了，李静写的是李静的鲁迅，正如鲁迅写的是鲁迅的中国。实际上，任何代本体立言的宣称，都是大话或谎言，一个写作者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忠实于他的观察，而我们读者，总有办法鉴别出作者的诚实与否。

　　《大先生》·后记

　　李静

　　《大先生》是我的第一部戏剧习作。2009年之前，一直怀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边做文学批评，边做着小说、散文和戏剧的零散练习。我并不认为批评的价值低于叙事，只是，但凡选择写作的人，都会被自己的创造欲所诱惑——不过是有人终于把它压抑了下去，有人则终是忍不住它的发作。我属于后者。在年已老大之时，从熟稔的批评领域，瞎子摸象般闯进戏剧创作的领地来，即便最终铩羽而归，也不打算后悔。

　　从2009年开始着手准备，到2012年初完稿，这部剧本经历了三年的孕育期。又过了三年——直至今年3月，排演之事方才确定，于是做了最后的修改，并将剧名由原来的《鲁迅》，改为《大先生》。一是因为，“大先生”乃鲁迅先生家人对他的称呼，叫起来温暖亲切；二是因为，先生的心灵、天才、人格与矛盾，的确堪称“大”者；三是因为，“鲁迅”之名长期被刻板化，一见其名，会令多少人望而却步，此剧既是请大家走近他，又何必把这明知的隔阂横在中间。本书用的就是这最后的定稿。

　　这剧本，因了题材的特殊和写法的奇怪，发表之后，引来不少的关心和疑问。于是，按捺不住问者的勾引，絮叨了几篇关于剧本的文字，也跟师友通信探讨。此前，在写作的过程里，时常感到困惑犹疑，产生跟先生对话的冲动，也写过几篇梳理思路的短文。它们都写于2015年之前，那时剧名为《鲁迅》，收入此书时，文章保留了当时的面貌——凡称《鲁迅》者，即是指《大先生》这个剧本。现在集成一束“自白”，列入书中。

　　此剧的筹备过程一波三折，本身已够得上一出戏。到2014年8月，貌似一切大体停当，只等招兵买马，排练上演，出版剧本了。于是作家徐晓做东，约来艺术家陈丹青先生和演员、戏剧导演赵立新先生，围绕剧本和鲁迅，对谈了一次。谈过之后，排演事宜又发生了变化。但这对谈的内容本身自有其重要价值，于是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便是书中的“三人谈”。

　　现在的《大先生》和初稿、二稿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三年的写作摸索，报废了不少笔墨。然而也有些许自感不至完全无趣的片段，不忍丢弃，遂收入书中，是为“残稿”——算是给关心此剧创作历程的读者，提供一点证据，也给自己，留下一点挣扎“奋斗”的印痕。

　　现在，这本小书就要走向读者那里。带着些许不安，祈祷它未惹我深爱的大先生生气。也祈祷更多的人在这不冷不热的时代里，愿意走进他炽痛的灵魂。

　　《大先生》 李静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