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生活、历史与其他(郭艳)

　　作为永远生活在别处的现代人，静看与闲听都成了惘然若失的乡愁。当我们无法置身于生活之外，又久远地生活在别处的时候，人就带着某种难以言传的宿命感奔向所谓的文明与进步。

　　须一瓜《别人》(《人民文学》2015年7期)有别于非虚构对于社会生活问题直陈式的主观记录，而是用女记者庞贝的个人化视角去直面医患、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打量日常生活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现实与体制之间的吊诡、裂缝与渗透。于怀岸《原路返回》(《山花》2015年7期)是从老年人个体的角度去反思现实生活中如何“向死而生”的问题，老杜曾经感叹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1200年之后，面对着失落精神寄托的老病生活，中国老人们无力地抵抗着死亡黑暗的诱惑。弋舟《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美文》2015年3期)通过访谈形式，揭示了当下几类空巢老人生活上的孤苦无靠或精神上的孤独无依。与此同时也必须提及，中国社会尊老养老的文化品性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更多的中国父母在天伦之乐的俗世生存伦理中找到了生命的精神内核和情感寄托。中国社会现实生存有着太多“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呈现问题”就显得极其重要，作家非虚构文本所提供的真实也仅仅是记录、观察或采访对象某一个维度的真实。

　　现实和历史是扭曲纠缠的双面透视镜。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收获》2015年2期)通过历史之流中一个个体的叙述，呈现出当代社会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叵测难料。小说通过对人性向善和坚韧的铺叙，试图抵达对于暴力和苦难的洗涤与消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复归了1980年代人道主义的文学传统，又有着中国古典美学中哀而不伤的韵味。张生《穿人字拖的少年》(《山花》2015年7期)无疑在转述的历史情境中加入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人物双重身份的叙述又提供了写实基调上的不可靠叙述，由此文本具有了某种先锋性的叙事策略。平静语调中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呈现在最后对于自我的坦诚揭露上。忏悔意识与无可奈何的淡漠态度混杂难辨，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小说更多的开放性。

　　人性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蒋在《街区那头》(《山花》2015年7期)叙述了一个孩子和自己父亲之间的种种纠葛，在无爱的亲情之间，延展着一系列波痕和伤害，而最终的结尾则给卡拉的精神带来致命的打击。从谍战叙述开始，中国作家更侧重于从非典型性人物的角度来写地下工作者。刘跃利《绝境》(《当代》2015年4期)中叙述了和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工作者沈雅璇独自抚养两个不同身份背景的孩子(一个是叛徒的儿子，一个是烈士的儿子)，小说通过沈雅璇良善人性解构了宏大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个体生命的侵蚀，在坚硬如铁的政治年代依然在罅隙中顽强生长着柔软的生命与情感。陈继明《芳邻》(《十月》2015年4期)重新书写了当下乡土社会中的“懒汉”灰宝，灰宝是个失败的人，然而作者却给予这个人物足够的理解与尊重。《人民文学》2015年7期“科幻专辑”集中刊发了刘宇昆《人在旅途》、陈楸帆《巴鳞》、宝树《坠入黑暗》，同时配有宋明炜的评论文章《未来有无限可能》。华语科幻文学异军突起，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赋予中国当代文学阔大辽远的宇宙意识和对于现世生存本质的深刻反省。人类文明在光速、超光速的宇宙旅行中显示出孱弱又执着的光亮。

　　西川《从写作的角度试谈中国想象之基本问题》(《十月》2015年4期)从东西文化开阔视域观照中国当下写作及其对于中国经验的叙事，阐明了中国与“china”、“Chinatown”皆不一样，中国是一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