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写作是“与不存在的爱人的对话”(张滢莹)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14日11:07 来源：文学报 张滢莹

 

　　“如果小说是肉身的话，诗歌就是灵魂”

　　不断“解剖自己”，以客观立场剖析、自省，这对所有写作者来说，都是难的。用诗的方式叩问内心，也许更难。诗的世界里，一切躲闪和矫饰都是自欺欺人的，逻辑和结构堆砌的语言之墙顷刻间就能被诗的锐利凿穿，唯有真诚得以留存———就此意义而言，许多作家的心里，其实也住着一位诗人，比如何向阳。

　　很多人眼里的何向阳，是不苟言笑的。并不是因为她不爱笑，只是人们总将评论家的姿态想象得格外严肃，似乎终日眉头紧蹙，在书山文海中伏案沉思的，才是评论家。不久之前上海国际文学周的诗歌之夜上，人们惊讶地见到了何向阳身为诗人的一面：一身黑色小礼服，招牌式的齐肩卷发，恬淡从容的微笑，凉风习习的夜里，她用惯常的温润语调为大家带来了自己近期的诗歌作品《刹那》和《此刻》。

　　在同期举行的上海书展上，不少人则被一本浅青色封面，装帧素雅的诗集所吸引。在这部刚刚推出的诗集《青衿》中，何向阳原貌呈现了自己于上世纪80、90年代所创作的诗歌，未做一字修改。在接受记者的专访时，何向阳说，书中许多作品虽然如今看来青涩、稚嫩，但却是她眼中“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这份偶然发现的诗稿安然躺在落满灰尘的牛皮纸袋中，“抽出来，是300字的稿纸———那种80年代最常见的带有浅绿方格子的稿纸，稿纸正中，手写两字，《苍白》。这个书名，一看就是当年的英雄蓝黑墨水钢笔写的，而不是今天随处可见的水笔。说实话，我对着这叠诗稿有些不知所措，岁月里，这些诗，沉睡的时间真的太久。也许到了唤醒它的时候了”。

　　被唤醒的，不仅是30年前的笔墨记忆。从《青衿》诗集中收录的1985年这个年份开始，这30年间，她其实一直持续着诗歌创作，只是近两年原本点滴的感受开始汇聚、喷涌。“诗歌是一直潜藏在那里的感觉，是一个隐形的世界。虽然它时常会从生活中隐遁，但这能说明它不存在吗？”对何向阳来说，如果小说是肉身的话，诗歌就是灵魂：“小说创作，是作家找到了自己的载体来进行诉说，找到了一堆人物、一堆事件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但诗人持续不断寻找的是一个人物———自己，是想跟自己隐藏的灵魂对话的冲动。不管寻找一个群体，还是一个人，表达的都是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与她的散文、评论作品相比，何向阳的诗歌中女性特质更为明显，她的诗歌多数朝向深邃的内心，而非外在世界。不少她喜欢的女诗人，也都是不太关注外部世界的：“她们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也有感受，但是是通过内心的变化来谈论世界变化的。如果世界是公转的话，女性作家的表达中始终有很坚韧的自转，而且能量巨大。”也许这种自转在某一段时间里被挤占，也许这种自转并不自觉，或者会被公转裹挟，但在她看来，自转始终存在，“到了一定时间点，就会浮现出来”。在她眼里，这是女性的天然优势：“女性作家是天然的双重视角写作者。在现实之外，她们的书写中始终有女性视角的存在，会有关注自己精神、心灵成长的一部分，也可以通过女性视角看到其他性别看不到的、被屏蔽的、不被关注的东西。”

　　而对于自己诗歌中频频出现的“他”，何向阳的答案是：“我写诗始终是在念给不存在的爱人听，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其实写评论也是，好像对着不存在的爱人讲话，讲个不停。

　　“争吵、辩论，是只有在评论中才可能呈现的探险”

　　喜欢诗歌的人，大多是感性而情感充沛的，十三四岁就开始写诗、大学时期曾经自创诗社的何向阳在面临文学领域的选择时，却毅然选择了理性至上的文学评论。这种在许多人看来近乎反差的决断，在她看来却是一种自然流淌的过程。研究生时期，她被指定写关于张承志作品的评论。这项前后用了八年时间、四易其稿才最终定稿的“作业”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开篇都是诗，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诗性和真挚的情感。这篇文章，不仅是她文学评论的开端，更直接奠定了她的写作风格与特质：“写张承志，让我觉得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言说对象，而这个对象恰巧跟我写他的方式也是相同的。包括他、包括张炜等等，他们的写作都拥有内在的诗性。这样一批作家的存在，让我发觉在现实的平原上，还有山峰的存在。”顺着这样一条精神之路，她一路走来———从 《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到《澡雪春秋》《风云变，或曰三代人》《十二个：一九九八年的孩子》《无名者的潜在写作》《一个叫“我”的孩子》《夏娃备案：一九九九》……这一篇篇文学评论，光从题目就能读出与其他评论作品的不同，她也坦言：“即使一些当时觉得已经足够严肃、规范的文章，时隔多年再看，也是充满诗性、而非中规中矩的评论。我写小说家，写出的是诗性，写诗人，最终呈现的也是诗性，这种诗性贯穿在我的评论和散文中。”

　　在别人大多以为评论写作枯燥乏味之时，何向阳全身心地沉浸在这场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对话中，并视之为写作中的最大乐趣：她和写作对象作为两个独立的灵魂，在一个平面上问询、对话、探讨、研究、探索，陌生的人、偶遇的人、已故的人、深陷逆境的人、远在他乡的人、心怀远方的人，似乎都在她面前。这是一场跨时空的交流，看似无声，却特别默契，甚至时有交锋：“在你对他(她)的解读中，他(她)不断完善你、辅助你、纠正你，有时候可能还会争吵、会辩论，这是只有在评论中才可能呈现的探险———你上一个台阶，他(她)上一个台阶，不断登顶，达到一种高峰体验，这种评论带来的乐趣，是无穷的，也是其他文体难以体验到的。”

　　在何向阳眼里，真理既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在分析、探索之前就能成竹在胸的。“真理应该是在书写中自然呈现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有观点、为了把这个观点说出来而拉来了能够辅佐观点的作品，是不自然的。”在她看来，这是评论伦理的问题，“探讨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肯定需要经过梳理和比较，包括与同时代人的比较、与历史上的作家关于同个问题的比较，然后通过你的书写自然呈现出来，而不是因为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再拉着作家来佐证，如果是后者的话，不仅不自然，也是对真理的不尊重，是对作家的不尊重。”

　　面对他人的评论时，何向阳所关注的，则是作为评论家的自我性情。“如果需要呈现客观评价、客观存在，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实现，我更倾向于在评论中见到评论家自身的人格和独特性，有血有肉、有自己的真性情，有精神在里面燃烧。”在此基础上，她也曾提出，须警惕一些评论家以理论自信代替个人经验的倾向：评论中也需要个人经验，不体验生活、不经历时代变迁和人心的跌宕起伏，作品与创作可能是有距离的，评论可能是自说自话的。“创作散文、小说时，作家的个人经验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在谈及评论时，对于个人经验的呼声并不高。”她说，“其实很多前辈评论家很重视个人经验，比如李长之、钱谷融等先生。他们始终认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有其主观性，无论从事何种创作体裁的创作或再创作，都要有个人经验、个人精神在里面，只有承认这个并且持续不断经由文字将它们寻找和表达出来，所写的东西才会鲜活、不朽。”

　　也许正因如此，何向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选择用步伐代替纸笔，去丈量哺育她的这片土地。从1990年到2000年，她三走黄河，从中游，到下游，最后上高原到黄河的上游地带，走过了四川省以外黄河流经的八个省，并成书《自巴颜喀拉》。“那种感受不是走完就结束，不是产生一部作品就结束或是终结了。有一种滋养在时光中细细过滤慢慢沉淀，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被不断激发出来，有些融入了评论，有些则成了诗。”

　　“心中有诗性的写作者，总有一天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评论家的主观投入，文学评论是一种创造力很强的文字，与此同时，评论又总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被评论的作品，只有读过被评论的作品，才能更明晰或是更深刻地理解评论，这也许是评论文体的一项天生缺陷。“也有许多评论家希望自己的评论是相对独立的文本，比如李长之对于司马迁的评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已经独立于《史记》而成为经典文本，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经验、体验和性情在内。”阅读中，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人最本质的问题：“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摆脱了依附性，克服了先天不足———他找到了司马迁和自己身上叠影的东西，因而已经不只是谈司马迁，同时也是谈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以及自己在知识分子精神传承中的位置。在这部作品中，文格和人格是对应的。这种‘你’中有‘我’的学术著作教人尊敬。其实评论如若看成是一场与被评论对象跨越时空的对话的话，说白了就是‘我’寻找‘你’并找到了‘你’的过程，这个‘你’，也可以称之为‘我’，或者‘你’与‘我’思想交融的‘我们’。这是一个寻找‘你’，得到了大于‘你’的有趣的探险，它的惊险之处在于‘我’可能在寻找‘你’的过程中失去了‘我’。”所以“我”的保留在评论中尤为重要，也尤为难得。而关于文格和人格的问题，在一开始就深深印刻在何向阳的评论作品里。在何向阳二十多年的文学评论生涯中，许多看似散在的评论，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中找到抽丝剥茧的线头。成文于1989年的 《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中，她笔下张承志的“骑士精神”便是从作品到人格的交相辉映。

　　“因为学的是创作心理学，我一直对作家之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之类的问题感兴趣。每个作家都拥有其无法复制性，这种无法复制，几乎就是天性，从根本上是由人格决定的。”在这样的初衷下，她不仅在评论中谈论作品，更在意对于作家的全面理解，并通过求证等方式寻觅更为直接的表述。1991年，她就在《文学：人格的投影》一文中阐述了作为文学研究领域中文学人格的问题，认为文学的实现可视作文学家人格存在的一种外观，而文学创造，则集中体现着文学家的人格精神。

　　20年后的2011年，《人格论》 的第一卷问世。在这部四十万字的专著中，何向阳梳理了西方人格理论的主要流脉，并分析了中国人格思想的重要取向。然而这仅仅是个开端，第二卷的创作已逾30万字，并将于近期收尾。“第一卷写的是历史方面，与心理学比较靠近，第二卷主要落脚于文学与文化学方面，第三卷则着重关注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层面。我希望能以这样的三卷本，打通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何向阳并不在意别人是否把这看作一种过大的“野心”，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将自己多年的思考、验证和探索呈现给世人。她始终记得父亲南丁先生的一句话：一切文字，写到最后，只是两个字，人格。“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每一位作家有自己最不可替代的核心。写评论、搞理论的人所追求的，其实也是对这个核心的寻找和触摸，这一个核，是揭开他(她)所有作品的钥匙。”

　　这部看似学理性极强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其“专著”的性质而晦涩难读，相反，熟悉何向阳的人会在其中读出许多专属于她的印记：诗性化的语言、逐渐深入的思考逻辑、多种向度和层面的阐释，连自己的犹疑、迷惑乃至焦虑都在作品中一一袒露。这里所谓焦虑，并非写作上的感受，更多是一种精神上无法松弛的忧患意识：“任何一个评论家之所以成为评论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家，就是因为天然的忧患意识———对我而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精神上的相对贫瘠、不同步生长，恐怕是最大的忧患。虽然如今忧虑依旧存在，但从这几年读的当代作家作品中，能够看到精神向度的东西慢慢在加强，有一些向上、向善、向真的意义由原先的低语不断增强、扩大。心中有诗性的写作者，虽然有时候声音会有些低沉，但总有一天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汇入到大家的共鸣中去。”

　　这二十多年来，对于文学与人格问题的探究虽有一定起色，但相对于主流文学评论来说仍处在边缘地带，何向阳几乎可以说是在单兵作战。“我也曾经不太自信，这么多年的研究，价值在哪？也可能写出一个东西没人关注，因为时间在走，人心在变，苦苦思考、艰辛探索的心血的价值在哪里？如果没有人去认真地读，没有人去很好地理解，那么有些事情还值得花费那么多气力去持续地做么？但有一个例子让我一下子有了另一种看法。我的《思远道》一书，在2004年出版后，当时印数一万，后来也没什么加印，我以为读到的人也并不多，读到了去理解它的人更不会如期望的多。但是有一天我从网上看到了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读者，就在上海，他写了一篇短文，短文中讲了对这部书的感受，他是如此地喜爱这部书，以至于几次搬家都带着它。我想总会有知我者的，寻找知我者的这个过程，是如此地充满诗意。……你知道时间在走，人心在变，但是那个你向之诉说的‘爱人’真不存在么？不，哪一天，他或许就站在了你面前了。这时我们发出去的这些 ‘情书’　就都是值得的。”面对付出是否值得的问题，她语调缓慢，却坚定清晰：“我不能说这是多么宏伟的理想和作品，但确实是自己这么多年对文学的理解、对人的理解，想把这种理解写出来，为当世、为后人提供个人的经验。我更愿意用这几本书把这些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完成一项关于生命的叙事。”

　　何向阳的答案和困惑也许早在她的诗里就存在着：

　　其实 我一直

　　进行着没有对象的对话

　　灵魂中的对手

　　便一直喋喋不休

　　对着空无发问

　　和流泪

　　一如我始终 念着

　　那个并不存在的

　　爱人

 

　　在生命这张

　　脆弱的纸上

　　我已把他

　　涂了又描

 

　　最美的画

　　依旧最难表达

　　……

 

　　然而她仍对文学的未来充满自信：

　　为相遇而奔走的路上

　　必定有些什么在生长

　　不然为什么岔道遍布

　　独独你我

　　没有错过 没有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