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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疼痛站立起来(周景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09日09:49 来源:甘肃日报 周景雷

  孙惠芬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后上塘书》,讲述了一个“归来”的故事:农民企业家刘杰夫功成名就之后通过土地流转和开发矿山的形式回到家乡,继续扩大自己的资本积累,这一身份所蕴含的特殊能量使其大有“君临天下”的感觉。不管是有意无意,所有的亲属、乡亲甚至官场都在某种意图的驱使下环绕在他的周围。但妻子的意外死亡和寻凶过程,却揭露了其光鲜背后的残酷、冷漠、荒唐甚至血腥的发家史、奋斗史。作者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深沉的审视和剖析。同时,我们也看到,刘杰夫的发家史、奋斗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是在个人和众人相互交织、相互纠缠的合力中完成的,每一个围绕在他周围的外在因素都可能成为强力的推手。这使这部作品在复杂性、象征性等方面获得了比此前其他作品更有厚度的张力。

  疼痛和挣扎是这部作品带给人们的最鲜明的阅读体验,当然也可能是作者所要正面呈现的。一方面,刘杰夫们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奔波和冲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撕扯出一个又一个裂痕,像一只用久了的轮胎,几乎从未有人去疗救和抚慰,这使疼痛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它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并悄无声息地抑制着人们的呼吸。在徐兰死后,刘杰夫所收到的一封接一封的匿名信(实为徐兰的姐姐徐凤所写)中所述的各种事项都是这种裂痕的表征。另一方面,小说中所呈现的情境也使每一个人置身其内而纠结于各种复杂的关系中。在这里,朋友、亲戚、妻子、乡亲甚至毫不相干的人都被罗织进去,彼此牵扯、串联,然后向外蔓延,在挣扎中把人引入逼仄的现实。比如徐凤与妹妹徐兰、妹夫刘杰夫及外甥刘子健的关系,刘杰夫面对故旧乡亲和资本积累间的关系以及徐兰与丈夫之间的关系等。

  这一主题其实在孙惠芬此前的创作中经常出现。对此,中篇小说《致无尽关系中》已有全面思考,在《生死十日谈》中为此也提供了丰满的血肉。到《后上塘书》,孙惠芬再一次把人在关系中的挣扎做了延伸性的补充。至此,可以说孙惠芬创作中的思考范式和逻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不过,我们看到,在《后上塘书》中,孙惠芬不是止于对疼痛和挣扎的宣泄,而是要以此来实现她的批判和反思。孙惠芬是一位贴地行走的作家,在往来城乡的过程中,她始终将天平的一端向故乡倾斜,这使她近距离地、亲人般地观察乡土社会成为可能。在小说中,她把亲情、友情、乡情放在欲望和追逐之火上炙烤,并在炙烤时达到批判的目的。比如徐琦(徐兰的姐姐)一家,因为要依靠刘杰夫的公司生活,便对凶手是谁的问题态度暧昧;再比如,徐凤的教师身份与其早年为刘杰夫的“罪恶”埋单行为之间的冲突等。这些都极其尖锐地刺破了我们对传统乡村的想象,在最紧密、最切近的层面上实现了对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有关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批判。

  中国乡村社会的最近30多年来,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再到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流转。伴随着这一流转,乡村人也完成了从不走到出走再到归来的转换,刘杰夫们正是这一流转过程的积极实践者、参与者。在这一进程中,附着于人的身上的文化属性,比如伦理观、道德感、义理秩序等悄然改变。在揭掉原有的温情和装饰后,人性中假恶丑与真善美一样,都被尽情呈现。但这种呈现合理吗?我们是否真的就需要一种被异化了的亲情、友情和乡情?刘杰夫们在经历了不走、出走和归来后,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必须和值得?诸如此类,这是孙惠芬通过这部作品所着意和反思的。特别是通过批判和反思,实现了对所有人都进行道义审判的目的。审判锋芒刺中内心,直抵底线。

  当然,小说也描写了刘杰夫们自身的伤痛以及在疗治伤痛过程中如何站立起来。现实的坚硬和艰深可能会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无力之感,就像小说的叙述者——飘浮在大地上空的游魂徐兰一样。孙惠芬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始终在努力,她通过刘杰夫放弃了开采矿山行为、通过徐凤那一封封直逼真相的信件来实现对这些主人公的拯救,最终使他们重获新生。所有这些,让这部作品充满了坚毅和亮丽的色彩。

  (《后上塘书》,孙惠芬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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