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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民族意识的艰难觉醒——重读萧红的《生死场》(李云雷)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09日09:23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云雷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当我们回首抗日战争时,我们可以看到抗日战争的过程是艰难、惨烈和充满曲折的,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抗战之前,中国并没有形成清晰、明确、坚定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这与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不同,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的意义。

  在传统中国,民族意识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标准,在“天下”与朝贡体系的视野中,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否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中国与外国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文化主义慢慢消退,民族意识才慢慢觉醒。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满族与清政府,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要是驱除满统治,恢复汉族的政权;只有到了“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所针对的才是外国列强,要求恢复中国的主权。只有在抗战中,中国才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无论是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意识都成为区分敌我、内外的重要标准。

  在民间也是如此,只是过程更加艰难曲折。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艰难过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这个小村庄的村民在最开始并没有民族意识,他们没有见过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的入侵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为一只羊相互争斗,为邻里纠纷互相争吵,为生老病死而痛苦,他们沉浸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的苦恼是劳作的艰苦,是生育的艰难,是生为女人的不幸,或者乡下人进城的卑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可以看到阶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萌芽,但只有他们亲眼看到日军的残暴无情之后,才会意识到这是另外的一种人,才会有民族意识的觉醒。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在被侵略、被欺侮与被损害的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在血与泪中诞生的。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经验与痛苦在觉醒,比如小说中写到,“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看上去似乎不成逻辑,但她是带着女性的痛苦经验开始觉醒的,她的民族意识有着个人的内在逻辑。再比如小说中的二里半私心更多,他不舍得他的羊,但在小说的最后,“二里半的手,在羊毛上惜别,他流泪的手,最后一刻摸着羊毛。”二里半终于克服了个人意识,走上了抗争的道路,他的觉醒是艰难的,也是深刻的。惟其如此,才更真切,才更动人。

  现代民族意识是民族觉醒的前提,没有民族意识,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及其胜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是艰难的,《生死场》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过程。在这里,我们也应该强调,文学在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中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像《生死场》不仅描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这一小说的写作、出版、传播本身,也是现代民族意识宣传与社会动员的一部分。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读萧红的《生死场》以及其他优秀的抗战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如何艰难,也可以看到抗战的最终胜利是如何来之不易。只有认识到抗战的艰难、惨烈与曲折,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先辈是在历史绝境中突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胜利对于中国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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