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马识途的抗战记忆(顾学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06日10:13 来源：解放日报 顾学文

　　　马识途，解放前为中共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 记，解放后历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自1935年至今，笔耕不辍，共计发表文学作品480多万字，其中包括电影《让子弹飞》的 原著《盗官记》(选自 《夜谭十记》)。曾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与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等并称为文坛“蜀中五老”。

　　100岁的作家马识途和他104岁的三哥马士弘同时出版长篇回忆录《百岁拾忆》和《百岁追忆》。

　　两部回忆录，真实、完整地展现了两位老人的百年人生路。其中，他们所亲历的抗战烽烟，让今天的人们跨过岁月的阻隔，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惊心动魄、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刚毅不屈。

　　成都市锦江区，马士弘由保姆用轮椅推着，从和平街出发，慢慢“走”过三条街，到了弟弟马识途在指挥街的住所。

　　上午过来，和弟弟聊天、吃饭，下午再慢慢“走”回去，这是104岁的马士弘和100岁的马识途的日常。

　　2000多米的路，很近，就像在抗战之路上，兄弟俩虽处不同战线，却从未远离。

　　和钢笔一起滚落的，还有“工业救国”的理想

　　100年前的重庆石宝寨平沙坝，三面环山，山脚下有个马家大院，住着几十户马姓人家。

　　1915年1月，马识途在这里出生，父亲马玉之先后出任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任上最突出的作为是剿匪和禁烟，深受百姓爱戴。

　　遵照父亲“本家子弟十六岁必须出峡”的教诲，1931年，马识途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陪着学校十几位东北籍 同学，在操场上抱头痛哭。在随后举行的抗日集会中，马识途亲眼看到，一位女大学生被警察一警棍打翻在地，又被警察拽着脚在地上倒拖着走。

　　“头上还流着血。”80多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依然印在马识途的脑子里。

　　1933年初夏的北平郊区，成了日军的演习场所。“贴着‘红膏药’的飞机在学校上空飞来飞去，老师讲课的声音被淹没在飞机的轰鸣中。”

　　马识途决定去上海，他想继续读书，走“工业救国”的路。

　　火车从北京东站开出，马识途和逃难的人群一起挤坐在车顶上。车厢摇晃，插在长衫襟口上的派克钢笔被膝盖顶出来，滚落开去。马识途俯身去抓，旁边的人一把拉住他，喝道：“不要命啦？”

　　和钢笔一起滚落的，还有马识途“工业救国”的理想。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几乎已经没有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地方了。北平没有，上海也没有。

　　1936年，因为参加学生抗日运动，马识途第一次坐牢。狱中“老大”逼他睡在马桶边，晚上有人起夜，尿水溅他一脸。

　　接到信的三哥马士弘来救他，穿着笔挺的绿色军官制服，腰间佩戴着“中正剑”。

　　1934年，在北京中国大学经济系上学的马士弘，愤慨于日军侵华的暴行，投笔从戎，成了黄埔军校第11期的学员。毕业后，马士弘所在的政治大队 加入了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视察团，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下到各省去视察新生活执行情况，实际上是去查看各地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态 度，当地政府皆视之为“钦差大臣”，迎来送往。正是仗着“钦差”的身份，又有在当地工作的军校同学的相助，马士弘才把马识途从监狱中救了出来。

　　马士弘送马识途去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而自己，则转身归队。

　　两兄弟，分手在岔路口。

　　锈迹斑斑的钢盔弹孔里，长出了一朵野花

　　考入中央大学化工系，马识途的“工业救国梦”似乎又回来了。但在一次学校的庆典活动上，已毕业的学长告诉马识途，他们去工厂工作，男生不过是替资本家做监工，女生被拿来当花瓶。

　　必须另寻救国路，马识途对自己说。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发起了一场学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游行示威活动。运动广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马识途，已经“寻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马识途加入了秘密学联，先是宣传抗日，后又在南京沦陷前组织同学撤到武汉。“撤离后两天，南京发生了大屠杀。”

　　在武汉，马识途由时任中共湖北省省委组织部长的钱瑛发展为党员。

　　“入党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周恩来物色可靠的小车司机。”为此，马识途通过关系，进了司机工会当文书，在一个月内为周恩来找到了合适的人。在国民党当局的眼皮底下，完成这项任务，实非易事。

　　马识途的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那时，我常常留有可变的发型，还特别蓄了八字胡，戴的帽子、穿的风衣，都是里外不同颜色、不同布料的，可以随时 翻过来穿，身边还准备了两副不同镜框的眼镜。我学会了南腔北调，可以在瞬间把自己从一个教书先生‘颠覆’成一个浑身铜臭的小行商。”

　　时间到了1939年初，马识途用《鄂北日报》战地记者的身份，掩护他另一个身份——地下党鄂北枣阳县工委书记。那里靠近前线，他的任务是领导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

　　当时在前线驻防的是李宗仁的直属部队，看到记者来到战壕里，士兵们很激动，因为之前的记者最多走到团部就回头了。

　　在前线，日军大炮弹如雨发，日机频频轰炸。马识途亲眼看着一串串炸弹在太阳下闪着光，落在战壕前，化作巨大的爆炸。

　　“一次战斗的间隙，我从战壕里望去，不远处，一个锈迹斑斑的钢盔弹孔里，长出了一朵野花，怒放着。”

　　“怒放”的还有马识途的爱情。1939年底，经组织批准，马识途与曾经的同学、后来的同志刘蕙馨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小小的家。这个家，另一个秘密的名字是鄂西特委的交通站。

　　“我也有两个儿子，正在抗日前线”

　　马识途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三哥马士弘了。

　　1940年，日军分两路西进，一路由荆门经当阳南下，一路由江陵沿江西进，直逼拱卫重庆的宜昌，宜昌会战爆发。

　　陈诚在宜昌的三游洞组成临时指挥部，紧急调动18军到宜昌前线。马士弘所在的18军18师由重庆码头分乘轮船，急赴战场。

　　马士弘受命将师部直属工兵营、警卫连、侦察连、机炮连组成一个战斗突击队，他任队长，工兵营长谢真勋任副队长，分兵两路，阻击日军。

　　很快，马士弘指挥的突击队在小溪口、洋义路与日军打起了遭遇战。水上有日军的炮艇，天上有日军的飞机，但突击队毫不怯弱，牵制住敌方，谢真勋带 领人马趁机炸了洋义路江边的美孚油库。火借风势，顿时烧着了日军炮艇，日军大乱。马士弘和谢真勋两路夹攻，收复了谭家铺、古老背等军事要冲。

　　但在次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日机也增多了，而突击队的弹药越来越少，又没有增援和补给。战斗进行到最后，突击队与日寇在宜昌城内展开了巷战和 白刃战，突击队员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但剩下的人依然半步不退，坚守阵地。一直坚持到深夜，18师师长罗广文下命，阻击任务已完成，马士弘才带着突击队趁着 夜色渡江撤退。

　　1943年，马士弘又参加了旷日持久的常德会战，他当时是西面侧翼兵团18军18师53团三营营长。该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

　　战斗中，日军的子弹擦着马士弘的额头飞过，“一摸全是血，旁边的副官为了保护他，下巴中枪，当场牺牲。”只做了简单包扎，马士弘继续指挥战斗。

　　如今的马识途说起抗战中的三哥，仍钦佩不已：“三哥打过很多硬仗，他不怕打仗，但他看不得日寇的暴行。”

　　有一次，马士弘奉命向澧县西北一个小镇前进。镇上弃尸遍地，赤身露体，肚腹被挑，肝肠流出……马士弘触目惊心。

　　还有一次，10多个日寇牵一条狼犬经过一个村庄，看到一头牛，就用刀去割牛腿肉。一个农妇看到了，于心不忍，想拿菜刀放牛血，让牛快点死去，少受罪。日寇夺过菜刀，在她大腿部割肉喂狼犬。马士弘正好率军赶到，直追三里，击毙日寇和狼犬。

　　“当年日寇犯下的一桩桩暴行，闭目一思，如电影般，一幕幕在我和我三哥的脑海里重映。”

　　多年抗争岁月里，兄弟不能相见，老家的父母更是见不到两个儿子，但马玉之明白两个儿子在干什么。

　　1939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前线急需兵员，时任洪雅县县长的马玉之，亲自监督征兵。在新兵欢送仪式上，马玉之慷慨陈说：“凡我中华儿女，抗日救国，乃应尽义务。我也有两个儿子，正在抗日前线。希望你们开赴前线奋勇杀敌，为死难同胞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去！”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重逢，但很多人没有等到

　　1941年1月，马识途正在南路几个县安排工作，和妻子约好在利川相见，可是，他没有等来妻女，却等来了噩耗——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蕙馨和才一 个月大的女儿，以及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家中被捕。本来刘蕙馨是有时间逃走的，因为特务一开始误抓了邻居，但为了不让机密文件落入敌人之手，她选择留下 烧毁文件。

　　“听到消息的刹那，我觉得自己要爆炸了。电视剧里演到这里一般都是痛哭，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眼泪，我只想爆炸，把自己和敌人一块炸了。”

　　但情势不容马识途爆炸，他必须马上思考如何组织疏散，防止灾难扩大。眼下，首要的是去半路上截下正从南方局回来路上的何功伟妻儿，以及政治交通员王宇光。

　　两天走完300多里山路，马识途终于把人从半道上截下了。他将何功伟妻儿安排住到了父母家。马母对外强作欢颜，说这是自家的媳妇带着孙儿来认祖归宗了，但人后，老人家泪流不止——自己的真媳妇和亲孙女，生死未卜。

　　一直到刘蕙馨被害，马识途都没能与妻女见上一面。国民党四处通缉他，而党组织也需要他到新的岗位继续开展工作。

　　与刘蕙馨见上最后一面的，是马士弘。

　　当时，马士弘是国民党陆战区作战参谋，部队指挥部驻扎在恩施附近。父亲叫他去牢里看望刘蕙馨。作为国民党军官，马士弘要去牢里看望一名中共地下 党员，也绝非易事。他先争取到了时任长官部部长刘云汉的同意，然后又去情报处找关系，好在情报处有他以前的同学。想方设法，终于拿到了出入牢房的“条 子”。

　　见面的场景，给马士弘很大的震动，至今不能忘记。

　　听到狱卒喊“7号，出来”，马士弘看到一个瘦得像“纸片人”的女人，抱着个娃娃，被一个女兵押着出来。

　　马识途和刘蕙馨还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士弘见过自己的这个弟媳，但眼前的女犯人，瘦得让他不敢认。

　　四月的天了，马士弘看到刘蕙馨穿着空心的棉袄，没有衬衣，因为衬衣撕了给孩子做尿布了。晚上，这件棉袄还是孩子睡觉的“褥子”。大人没有奶，只能用嘴嚼烂给犯人吃的馊饭，再喂给孩子吃。

　　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横飞场面的马士弘，那一刻，难忍心酸。未料，刘蕙馨开口了，“三哥，你婆婆妈妈的干嘛。”从那个瘦小的身躯里，迸发出一股强悍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马士弘一度解甲归田。

　　因为，不走便要接受新任务——剿“匪”，而这是他不愿意面对的。

　　因为，他曾和“匪首”贺龙的部下并肩作战，“匪”是他的弟弟和弟媳，他亲眼见过这些“匪”是怎样的铮铮铁骨。

　　1949年，已是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的马士弘，放弃去台湾的机会，在成都率部起义。1950年1月1日，他作为联络官到成都解放军司令部报到，看到了站在贺龙身边的、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五弟马识途。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重逢，这是经历磨难后的真正意义上的重逢。

　　但很多人没有等到。8年前被害的刘惠馨，没有等到；在重庆渣滓洞受尽折磨而死的马识途的妹妹、妹夫，没有等到；更多曾与马识途、马士弘并肩作战的人，没有等到……

　　漫长的光阴之后，百岁马识途在自己的《百岁拾忆》首发式上，仿佛与当年的烽火岁月再度相逢。“这本书是我百岁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为理想而奋斗一生的真实记录。希望今天的青年人能从中读到对自己有用处的东西。”

　　100岁，不代表我不观察不思考了

　　解放周末：您原名马千木，入党的时候改名马识途，这个名字对您来说有着什么特别的意义？

　　马识途：1938年入党的时候，我把名字改成了马识途，表示自己终于确定了人生的道路，自然也是借用了“老马识途”的寓意。从那以后，马识途一直是我党内的名字。

　　当然，为了工作需要，我对外叫过很多名字。我考西南联大时，敌人正在湖北、四川各地通缉我，为了安全起见，我把高中文凭上的“木”字加了一撇，叫马千禾。

　　解放周末：在您的书中，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抗战历史。但当下充斥荧屏的，却是各种抗战“神剧”、“雷剧”。

　　马识途：我曾在一次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与四川作家的座谈会上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既欢喜于现在文坛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也为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出现的低俗化倾向而忧惧：忧一片产业化的呼声让人迷失方向；惧高雅文学日益被边缘化。

　　解放周末：当时，您提出了“文学三问”：一问谁来守望我们的文学家园；二问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三问谁来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这“三问”，至今仍在叩问着文学界的灵魂。

　　马识途：“文学三问”是我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我100岁了，但不代表我不观察、不思考了。

　　我主张文学的多样性，但绝不赞成多样化到“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地步。现在，乱改红色经典、歌颂封建帝王、展示奢靡生活的作品不少，有些肤浅的作品一印就是几十万册，而严肃作品的市场却被挤得越来越小。

　　严肃作品不景气，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在我们作家、艺术家自己。反躬自问一下：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到底如何？我们确实做到‘三贴近’了吗？我们已经尽力用精神产品去满足群众的各种文化需求了吗？

　　解放周末：事实上，严肃作品也可以十分“走心”，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用心。

　　马识途：我以前批评文艺过多服务于政治，现在文艺又过多服务于金钱。文学界、影视界，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之风盛行，“枕头、拳头、噱头”的“三头主义”林立，动不动就是“爱得死去活来，打得昏天黑地，笑得断肠岔气”。

　　我认为，文学艺术始终是要为大众服务的。一百年的人生经历中，我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积累了非常多的素材，但我能力有限，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解放周末：您今年100岁，身康体健，三哥马士弘104岁了，您还有个92岁的弟弟、82岁的妹妹，大家都说您家有长寿基因。

　　马识途：我也不知道怎么活着活着就活到100岁了。其实，没啥基因和秘诀，达观和信仰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全的人生观，才有健康的养生观。一个人总要有点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如行尸走肉。

　　如果一定要我说长寿秘诀，那就是“五得”：吃得、睡得、写得、动得和受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