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小说的新突破(贺绍俊)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八)

抗战题材小说的新突破

□贺绍俊

　　■编者的话　　

　　一直以来，中国的抗战题材小说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作家能否在面对这样的宏大历史时寻找到小说写作的入手点，是这一题材文学作品是否能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贺绍俊的观察从近期几部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 作品入手，认为它们在不同领域实现了对这一题材的突破：黄国荣的《极地天使》将抗日战争放在国际视野中，是一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合唱；何顿的《来生再 见》和范稳的《吾血吾土》从战后老兵的生活现状入手，以“打扫战场”的方式实现了对战争的重新叙述；曹文轩的《火印》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唯美主义写作倾向， 以非暴力的美学处理血与火的战争现场，在抗战题材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　　

　　战争小说，特别是反映关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和国内几次革命战争的战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有很大的分量，但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形成了比较顽固的写作模式和思维定势。最近的几部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在不同侧面显示出了作家对这一题材的新突破。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文学的纪念方式就是推出一批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我更加感兴趣的是，作家能否以此为契机，寻找到当代战争小说 的突破点。战争小说，特别是反映关乎民族命运的抗日战争和国内几次革命战争的战争小说，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占有很大的分量，但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形成了比较 顽固的写作模式和思维定势。问题在哪里无需多说，关键是在创作实践中如何去突破。也因为如此，我在阅读最近的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时，格外在意作家们点 点滴滴的新突破。

　

　　《极地天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眼光

　　黄国荣的长篇小说《极地天使》在题材上给人们带来新意。小说写的是在乐道院里发生的故事。乐道院在山东潍坊，是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修建的一 个教会中心。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了乐道院，将这里作为关押同盟国侨民的集中营。毫无疑问，关押在这里的难民遭到了非常不人道的迫害，因此人们将乐道院 称为东方的“奥斯维辛”。黄国荣发现了这一未曾涉足的题材，小说同时通过这一题材打开了一扇窗户，将抗日战争题材引向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国际主义的空 间。小说开头，黄国荣告诉读者，远在英国伦敦的主人公之一苗雨欣，决定回中国的故乡，是要去参加在潍坊市召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这 就一下子把中国抗日战争纳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洪流之中。

　　的确，并非黄国荣所写的乐道院才涉及国际性的话题，比如早有人写过缅甸战役。但黄国荣所写的乐道院把我们的视线从战场扩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民 间日常生活。众多同盟国的侨民曾经与当地的中国百姓友好地生活在一起，也帮扶着中国人克服战争带来的艰难，但最终，他们仍然逃不脱战争的厄运。透过乐道院 这一小小的窗口我们发现，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危及中国人民，也危及世界人民。黄国荣显然认识到了乐道院的特别意义，他说：“我们过去老说外国帮助中国 人抗日，很少有人说，也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帮助同盟国的。而1942年3月至1945年8月，山东潍县侨民集中营的历史，就向世人做出了有力的回答。”小 说集中写了关在集中营里的同盟国侨民与当地中国普通百姓之间特殊的关系。小说中苗雨欣和许子衡这两个人物尤其光彩夺目。苗雨欣是乐道院里教会医院的助理医 师，在日本军队强占乐道院的那一天被日本的宪兵队长山本正浩强奸了，但她忍辱负重，坚持留在乐道院的教会医院，帮助关押在这里的同盟国侨民。许子衡是乐道 院内广文中学的校长，学校被日本兵占有后，他在乐道院外精心组织着一次次对抗日寇的行动，暗中促成侨民们成立起自救会，千方百计为侨民们筹钱筹粮，最终在 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虽然身处中国大地，却成为了世界人民的“天使”。黄国荣说他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反法西斯斗争的民间性”。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不少感人的外国人形象，如美国领事格拉斯特担任起自救会会长的职务，以外交官的智慧与日寇周旋。还有深爱着苗雨欣的音乐老师 托米，带着懵懂眼睛去看待战争丑恶的、刚过10岁生日的黛丽丝，身不由己参加战争却有着正义感的韩侨朴元直，一个个都栩栩如生。黄国荣努力接近他并不熟悉 的外国人物，可以说，乐道院也开启了黄国荣的世界性眼光。他从乐道院这一题材中拓展出过去抗日战争题材中被忽视的主题，这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格拉斯特在小 说中有一段话，他认为战争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希望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要再制造人祸了。博爱、和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极地天使》是一部关于战 争与和平的大合唱，尊重生命是其中的一个声部。略感不足的是，这个声部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强度。

　

　　《来生再见》《吾血吾土》：

　　直面历史的“打扫战场”

　　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主要是抗日战争和几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些战争既关乎民族存亡，也涉及政权更迭。这就带来中国战争的一个特点：战争结束后，战 争所体现的阶级斗争仍没有结束，战争背后的政治蔓延到参与战争的所有人身上，影响到参与者以后的人生命运。我把这种情景称为中国现代战争史的特别现象—— 始终没有完结的“打扫战场”。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政治态势，政治化的战争思维在战争结束之后仍未终止，就像每一场战役结束后都有一个打扫战场的阶段。一个人 参与战争的方式成为他的身份印记，从此再也无法抹去，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打扫”，也始终无法“打扫”干净，必须带着这个印记去生活，这个印记也许会带给你 荣耀，也许会带给你苦难，一切都是由政治的博弈所决定的。

　　范稳的《吾血吾土》和何顿的《来生再见》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打扫战场”作为突破口。《吾血吾土》写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几位老兵的遭遇。《来生再 见》写的是抗日战争中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以及在战火中浴血奋战的几个普通战士。两位作家都不是简单地再现战争的历史场景，而是 从这些老兵后来的生活轨迹倒溯到当年的战场，将战争历史与战后的经历打通了来写。我们发现，尽管老兵们参加的战争已经熄火，但他们一直还没有从战场上走下 来，一直处在“打扫战场”的状态之中。

　　《吾血吾土》像是一个剥洋葱的结构，每剥下一层，就看清里面的一层真相，所剥的洋葱是主人公的一层又一层的身份。这非常精准地揭示了中国当代政 治的战争思维本质。主人公赵广陵当年在抗日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按说是一名民族英雄，但因为中国的政治斗争，不得不以隐姓埋名的方式生存。范稳通过一个老兵 的遭遇揭露了极端政治化的战争思维对于民族精神的伤害。何顿的《来生再见》也采取由今天回溯历史的结构方式，正面揭示了“打扫战场”的政治现象带给社会心 理的影响。《来生再见》的主人公黄抗日是一名普通士兵，何顿的用力点不同于范稳，他是以一个后来人对于老兵的敬仰来写的。小说中的“我”是一位小老板，父 亲则是当年参加过抗战的黄抗日。“我”过去总觉得父亲活得窝窝囊囊，从来不愿意向亲人们讲述自己的往事。直到有一天，父亲从报纸上看到纪念常德会战60周 年的报道时，触到他心里的疼，要儿子带着他到当年打仗的地方走走。“我”这样才开始走进了父亲的精神世界。小说通过儿子的视角再现当年的战争，这种讲述方 式显然包含着“我”的情感倾向。何顿的情感倾向使得小说的主题表达更简洁，也使得作者比较超脱意识形态，有效地表达了他的写作意图：“老一辈很了不起，他 们在中华民族最孱弱和自己最无奈的时候，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何顿的情感倾向里，还有一个“痛苦”的心结——痛苦是父辈们内心的痛苦， 何顿了解到这一点后，他的尊重就变得更为沉重。

　　从这一点来说，《来生再见》与《吾血吾土》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两位作家分别选择了不同身份的人物来体验“打扫战场”所带来的“痛苦”。范稳 选择了知识分子，自然就把这种“痛苦”纳入到历史反思的谱系之中。而何顿选择了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何顿是一个依赖于民间的作家，他一直把自己的文学思想 寄养在民间的大水池里。他忠实地面对民间，对他在民间所获得的思想资源不作任何渲染，因此他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平民化的英雄叙事，一种去神圣化的抗战 叙事。何顿从历史出发，一直走进现实。这一切其实都来自对现实的批判，因为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在现实中成为了被遗忘的抵抗者。何顿要让人们再一次记起这些 被遗忘的抵抗者，这本身也传达了他对抗日战争的理解。我以为，何顿秉承的是一种人民的历史观，他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 利。何顿所理解的人民不是在意识形态中被符号化的人民，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来生再见》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人民历史观的战争叙事，也显示了这种战争 叙事是具有广阔的审美空间的。

　　当然，即使从“打扫战场”的角度看，两部小说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吾血吾土》进入到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却没有找到如何从反思的思想困境中走出来的路径。而《来生再见》的平民化的英雄叙事在处理上略显简单。

　

　　《火印》：

　　以非暴力美学处理战争叙述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火印》是作为儿童文学类型出版的。说起儿童文学，我们马上会想起《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等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作品。《火 印》同样也是以一位孩子为主角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坡娃是一个十来岁的放羊娃，与小马“雪儿”结下了友情，但雪儿被日本兵强征去当战马，坡娃要救出雪儿，雪 儿也要摆脱按在身上的火印所带来的耻辱，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精彩的故事。我更看重曹文轩以自己所坚守的审美原则来处理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战争故事，他让我们 相信，在战争叙述中同样可以贯彻非暴力美学。

　　曹文轩是一个追求优美达到极致的作家，他以往的作品多以表现童年美好记忆和淡淡乡愁为主，但这一次曹文轩却以优美的美学原则去进攻血与火的战 争，让人不得不产生由衷的敬意。以优美的美学原则讲述战争，自然就会在叙述中贯彻非暴力美学。比如《火印》这部小说涉及暴力、血腥、凶残、苦难，而且这种 民族战争中的苦难是一种撕裂开来的苦难，跟曹文轩过去所写的苦难完全不一样。当作家必须真实地将这一切传达出来的时候，还能不能仍然采用过去的优美风格？ 能不能让读者获得一种优美的审美体验？曹文轩通过这部作品给予人们非常肯定的回答。无论是处理暴力，还是处理血腥和恐怖，他首先在语言文字上追求精准和优 美，同时在修辞上营造一种文字屏障，以避免直接呈现所带来的感觉刺激；而在叙述方式上，他不去丑化、妖魔化，更不对暴力和苦难进行渲染。哪怕写到日本军官 河野的死，曹文轩也是以文学化的语言叙述河野跟着马坠到悬崖下。我以为，曹文轩的处理更吻合文学欣赏的要求。

　　在小说的叙述中，曹文轩始终保持着拒绝暴力美学的态度。曾经暴力美学大行天下，何况我们将暴力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于是作家在书写暴力时就觉得在 道德上获得了豁免权，这是导致暴力美学在小说叙述中泛滥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说，曹文轩在《火印》中的姿态很值得我们反省。曹文轩对优美的坚守还表现在 对传统小说基本元素的坚守，如故事的完整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锤炼、风景描写等等。这些基本元素常常被反小说、非小说的现代观念所摒弃，但这些基本 元素往往带来和谐与协调的叙述风格，而和谐与协调正是优美的归宿。

　　说到底，文学是审美的，文学的思想意义也是通过审美的方式传递给读者的。在抗日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强调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并不是多余的。有时候，当 题材的思想意义过于强大时，会使作者忽略了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自觉追求。一些人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为了突出思想意义，就一定要把侵略者丑化，一定要把 暴力渲染到极端，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调动你的仇恨似的。但我以为，这样表达出来的仇恨是很浅层次的。

　　挑剔地说，曹文轩还是显得拘谨了些，如果他能像小说中的那匹马“雪儿”一样无所顾忌地追求自由精神，他的突破或许会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