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下江来——我的抗战记忆(戴明贤)

　　(一)

　　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抗战时期的难民孤儿，带着老伴、儿子、儿媳和孙子，重访他出生与度过童年的贵州安顺。他大名祝世安，小名毛毛，今年73岁；出生51天就没了娘，由我母亲抚养到11岁，1953年才由老家来人接回上海。我和弟妹与他们在贵阳见面，陪他们回安顺重访敝败的故居。暌违62年，不仅父母辈尽都不在，同辈也七零八落了，他说的还是跟着我滚铁环、放风筝、用簸箕捕麻雀。抗日战争在我和他的童年记忆中，就是难民、歌声和军队。

　　安顺是当年西南大后方的一座小石头城，没有受到日寇铁蹄的践踏，没有挨过日本飞机的轰炸。杂色斑驳的沦陷区难民群，络绎不绝涌进来，给小城带来前所未见的“繁荣”。白天，东街和南街的两面街檐摆满难民的旧货摊：旷日持久的流亡使他们日益贫困，靠变卖衣物换口粮。傍晚，商店合铺板，难民回寓所，五花八门的练摊络绎登场，满街飘浮着电石灯的臭气。统称 “耍把戏”或“卖打药”，其实细类极多，九流三教、鱼龙混杂。难民不论来自江南塞北，被一律称为“下江人”。下江人把无数新事物带入安顺：从奇装异服到自由恋爱，从新式婚礼到西洋魔术，全方位颠覆了这个封闭小石头城的古色古香。

　　我第一次感觉到“日本兵杀来了”的震撼，是进入黔中附小一年级，在师生同乐会上，听一个女生独唱《松花江上》。她是随家长逃难来的外省人，也就是三、四年级的年龄罢。开始唱得很动听，随即喉咙哽咽，后来就号啕大哭，牵动许多师生，全场一片哭声。不久，军衣军帽的职业演员“剧宣四队”进入石城，与本地的 “抗战戏剧歌咏团”、内迁的国立兽医学校组建的“珠江音乐社”、黔江中学师生剧团、接踵而来的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加上一些流动过境的民间剧团，把敌忾同仇、抗战救国的氛围营造得如火如荼。剧宣四队隶属于周恩来的政治部第三厅，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文艺宣传队。队长舒模，演出节目中延安作品很多，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等。

　　我大姐明端喜欢唱歌，四队又借在她们县女中，于是与这些文艺兵结下友谊，不久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作客了。我会唱许多抗战歌曲，多是听她唱听会的，至今一句没忘。

　　四队来了不久，就在京戏园上演老舍、宋之的话剧《国家至上》，剧情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化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力量。我原先只看过京戏，第一次看写实手法的话剧，非常刺激。后来又看了《雷雨》《日出》《家》《桃李春风》《风雪夜归人》《狂欢之夜》《密电码》等，总有十多部罢。那时舞台上的道具乃至服装，都是借用现成的，拼拼凑凑。大幕拉开，一堂写实摹真的布景显现出来，场子里就像刮穿堂风一样，掠过一阵赞叹之声。幕间换景的时间，长得够睡一个小觉。后来到省城上中学，读遍了图书馆里的话剧剧本，至今仍把剧本当小说读，就是这时引起的兴趣。

　　(二)

　　有两家素昧平生的“下江人”，因国难而与我家结缘。

　　大姐明端的黔江小学班主任老师张惠，当时新婚不久，夫婿是中国银行的主办会计祝寿庭先生。小两口都是江苏人。忽一日，姐姐告诉母亲，张老师生了个男孩，得了月子病，听说很不轻。当晚母亲就带着两个姐姐和我去探望。她住在西街中国银行楼上的大房间里。室内一片白：被褥、枕头、窗帘、桌布都是白的，像一间医院的病房。张老师躺在一片雪白中，显得头发特别黑。她半坐半卧与母亲说话，一直温柔而憔悴地微笑。母亲坐在床边，同她小声说了刻许钟就起身告辞。走在石街上，母亲叹息说，产后寒！怕是留不住的客了。可怜年纪轻轻的，又逃难在外。这时街上黑沉沉的，透过钟鼓楼门洞，东街那边几盏小摊上的油灯在黄黄地闪烁。当时的街景和想打冷噤打不出的感觉，至今清晰如在昨日。

　　张惠老师果然不治。大姐明端提出把娃娃接到我家抚养，母亲同意了，她知道一个身在异乡的男子不可能带活婴儿。明端带着两个女同学去到银行宿会，抱起毛毛就走；一边向追上来的毛毛爸爸解释缘由。这个有趣场景是毛毛后来从他父亲听来，这次见面告诉我的。这样，毛毛就与众多的干兄干姐干妹们一起长大。我父亲与祝先生也成了朋友。后来他奉调省城分行，只能在节假日来看毛毛。

　　在我家寄宿过另一位“下江人”：内迁的国立兽医学校附属医院的张院长。张院长面麻，口音重，不知籍贯何地。夫人姓名我不知道，大家只称张太，秀雅端庄，几乎足不出户，我们极少见到她。我父母有时去同他们聊聊天，听听京戏唱片。日本宣布投降，他们几乎是第一批离开的。主客都有依依之感。张院长送了一套紫砂茶具给我父亲留念，张太太送母亲的是一只马口铁大饼干盒。张家夫妇的命运非常悲惨：在返乡途中遭遇土匪抢劫，夫妇双双遇难。消息传来，我父母嗟叹不已。当时父亲力劝他们待时局平稳一些再作归计，无奈他们归心似箭，孰料前途如此凶险。

　　明端还有两位江南流亡同学，也在我家借住了很久。孤身学子无门路，两人返乡很晚。一个叫吴金龙，长得黑黑粗粗的。一位秀气些，不记得姓名了。与我们同吃同住，对我母亲“妈妈妈妈”叫得很亲热。临别时，一再说道谢的话，掉泪。母亲叮嘱她们，到家就来个信，免得挂牵。一去之后，就无消息。

　　战争的主角是军人，但安顺离战场远，偶有衔枚过境的部队，我们小孩也不知道。常见的兵是“第七荣誉军人临时教养院”的伤残军人。院长田玉璠是历史学者，我们学校曾请他来作演讲。大胖子，大红脸盘。下躯瘫痪，坐着大凉轿，四个兵一直把他抬到旗台前面，他就坐在藤凉轿里讲学。讲得满脸大汗珠子，掏出雪白的大手巾满脸擦。神情温厚，很有点儒将风度。口音我们还听得懂。讲的是刘备信任关张胜过诸葛亮，还有“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临教院伤兵是小城一大公害，市民谈虎色变，香烟摊小酒店更如鼠怕猫。买烟买食，不能提钱字，一提钱，抡起拐杖横扫千军。他们有时是蓄意寻衅，宣泄愤懑：同是为国致伤致残，回到后方，官兵待遇天差地别，何况有些军官根本是好胳膊好腿的，抚恤倒比真残废高，三妻四妾，浅斟低唱，想起来，真要“砍开脖颈才够出气”。奈何不了他们，就拿大头百姓泄愤。

　　临教院军官里戏迷很多，有的还能粉墨登场，有一位娶几个女戏子做姨太太，天天在家里唱戏。有一位干脆下海做底包。另一位则脱离军籍，筹建京戏园子，遍邀名角来演出。有一位“劈纺皇后”曹丽君在安顺亮相，三天打炮戏没唱完就被警备司令蔡雨时娶为小星了。我上下学经过南街，就多次见到蔡司令胳臂挂着个娇小柔媚的女子在石街中央威严踱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伤兵们也想天天看白戏。为此纠纷不断，场内时常突发骚乱。戏园子既有军方背景，就在最后一排设“弹压席”，由保安司令部派兵持枪看戏，以示威慑。这办法开始还奏效，但伤兵中也不乏不信邪的，常与守口的吵闹厮打。积怨渐深，终于酿出一场真枪实弹的惊险争斗。起因仍是常见的无票闯关之争，一个伤兵狂怒之下，抱了挺冲锋枪回来，对着戏园子乱扫射。这戏园子的结构是倒着修的，舞台靠街面，池座在后面。伤兵扫射，首当其冲的是后台的演员。当时的台柱、著名红生苗溪春先生，多年后向我讲述了他亲历的这件事，犹有余悸。此事立刻轰动全城。后来由各方出面调停，最后由临教院的军官票友、姨太太票友与戏班合演了一台戏，作为了结。大轴正是曹丽君与另一位戏子太太的《贩马记》，戏牌上的称呼则是“蔡司令夫人”了。

　　(三)

　　壮怀激烈的抗战场面，值得一说者有两个。一是抗战前期，一二一师、一零三师离安参加台儿庄战役，与安顺父老壮别；暨云南龙云、卢汉派出滇军六十军、五十八军参加抗日，由昆明出发，入黔经第一个大站安顺。安顺民众在大十字钟鼓楼东面搭建木台，举行迎送抗日将士大会，向滇军战士赠送毛巾、草鞋、肥皂、电筒等慰劳品。据亲历者回忆，安顺县参议会副议长韩云波代表民众致词，登台扬声道：将士们，我是个普通老百姓，我是个工人出身，今天我谨代表安顺百姓向你们敬礼！随即向台下毕恭毕敬三鞠躬。台下军民热烈鼓掌。接着说：我见到你们的英姿真高兴，希望你们英勇杀敌，你们一定能够把小日本赶出去！举双臂高呼：还我河山！台下军民振臂同呼。他接着说：小日本膏药旗就像辣太阳，我们国家好像绿油油的禾苗，正当要出穗时候，烈日把我们的田水晒干了。将士们，你们从云南来，云南、云南，把云推上去，拦(南)住烈日，普降甘雨，我们一定要赢得一个好收成，打败小日本！此时掌声雷动，街巷共鸣，小城万众一心，激情激荡。这位韩先生是我父亲的挚友，我小时候对他很熟悉。

　　亲历的一次悲壮肃穆场面，是对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灵柩的路祭。戴将军率二百师入缅参战，于1942年5月26日在缅甸茅邦村的野人山战役，掩护英国盟军撤退，壮烈殉国。灵柩从昆明方向运往省城，途经安顺，安顺百姓自发举行了空前绝后的万人路祭，从西门外(入境口)到东门外(出境口)，夹道肃立于香案果桌后，目送英灵。我们小学师生列队于东门外公路边，站了几个小时，望着灵车远远而来，缓缓而去，一时间青烟袅袅，哭声此起彼伏。戴将军的陆军第五军二百师，曾驻扎安顺数年。安顺人提起戴师长，无不肃然起敬。戴师长是安徽芜湖人，他的队伍是当时中国罕有的机械化陆军师。在桂南大会战、昆仑关战役建有殊功。1940年奉调贵州整训待命。到石城后，司令部驻华严洞，官兵散住于南关乡一带。纪律严明，与地方相处融洽，为地方建设作了许多贡献，如疏通贯城河、修路、为乡民办学校、挖井找水、免费治病、宣传卫生知识等等。我上学下学经过南街，多次见到戴将军。呢质军服军帽，背着手慢慢走，神态十分厚重稳健，还时不时与路人交谈，非常的平易近人。旧时军队官兵，老百姓非常惧怕，敬而远之，像戴师长这支部队能令民众感到可亲，真是凤毛麟角。

　　太平洋战争爆发，抢修中缅公路(所谓史迪威公路)，给小城带来了美国兵。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美国兵大不一样。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洋玩意：吉普车、短夹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老百姓管他们叫“美军”，文一点叫“盟军”。大队美军驻扎在北门飞机场，指挥部门的军官借住在我们三一小学校舍。我们学校搬到县参议会后园的几幢旧木房上课。在我印象中，美国兵多是些活泼轻浮的小伙子，经常三五成群地找机会出来闲逛、猎奇，领略异域风情。虽然是“红毛绿眼睛”，见惯也就不惊了，所到之处，每每引起小孩围观。那时市面上的美军物资五花八门：弯头手电筒、军毯、大头皮鞋、夹克衫、呢大衣、蚊帐、食品包，以及许多想都想不到的玩意儿。除了香烟和口香糖是花花绿绿的，其余全部草绿色(城居民干脆叫它“美军色”)。都是大兵们偷偷卖出来的。大朋友谷哥告诉我，在他当店员的那个香烟店，时不时会趁夜色踅来一个美军，进到店堂里，解开夹克衫，从腋下取出一条骆驼牌香烟，就着钞票讨价还价，成交后揣起钱立即离去。最多的一次，那人夹克里竟藏了三条烟。那时候满街都是骆驼牌，还有“红吉士”、“白吉士”，最好的据说是“红双狮”，杆很长。

　　随着中缅公路的进展，小城经常有美军车队过街，从东门进城，经东大街、钟鼓楼、西大街，出西门过两可间、花牌坊一带逶迤而去，直奔云南。每次经过，必引起行人伫观。如碰着赶场，万众夹道，只空出够汽车前进的一条人胡同。最壮观的一次，足足有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前面的车辆已越过钟鼓楼向西街去了若干辆了，东门方向还像一长队怪虫，无穷无尽地踽踽而来。事后，居民们津津有味地议论了许多时候，并引出种种分歧、争论和见证。有一次一辆白色小吉普在多辆普通吉普簇拥下，从省城方向(东门)进城，在我家隔壁内国际餐厅门口停下用餐。我看见白吉普和前后几辆车伸出颤巍巍的细杆，顶上有风车叶似的薄片，后来听说是扫雷器。那辆主车白得耀眼，车主的身份肯定很高，有人猜是魏德迈。

　　(四)

　　日本飞机轰炸是大后方第一灾难。但安顺的躲警报总是有惊无险。安顺人真正感受到战争的威慑，是1944年冬。日寇一支部队由广西北上，攻入贵州南端的独山县，这消息对一向以“福地”自许的安顺人，不啻一场地震。城民们发现，那些常受怜悯的“下江人”(即难民)的悲惨命运，一夜之间罩在了自己头上。短短几天里，传闻蜂起，人心惶惶。我上学下学，也能感到街上异样的氛围。忽然一天，母亲宣布要带着我们去乡下住些日子，父亲留守观察。去的是远郊郭家屯的吴家。两家本无戚谊，也无交往，是亲友间接介绍去的。那个冬天非常冷，泡冬的水田结成很厚冰壳，我们在上面滑冰，不断跌倒，把冰面坐出纵横的裂纹。我大姐二姐成天在吴家新媳妇范三姐屋里唱歌，一唱半天不知疲倦。我们借住吴家，原不知会住多久，锅瓢碗盏米油豆类准备了一大堆。但新鲜劲还没淡，家里的挑水工刘大哥忽然来接我们回家了，说是日本兵已退出贵州境。于是我们又恢复了老秩序：假期结束，开学报到，每天经过“下江人”的地摊长蛇阵上学放学，回家吃饭睡觉做作业。

　　1945年元旦，剧宣四队演出《新年大合唱》，“我们欢唱三十四年新年歌，恭祝大家健康多！有气有力多生产，不怕肚子吃不饱……”，锣鼓喧天，耍狮、舞龙、秧歌、腰鼓，最后放大红色的蚂蚱炮，气氛非常热烈。热闹一番，复归平淡。暑假过了又开学。

　　刚开学不久，冷不防日本投降的消息从天上掉下来。没一个人有思想准备。真是天上掉馅饼，而且是个天大的馅饼！

　　日本投降消息传来那几天，小城四条大街人流汹涌，爆仗声此起彼伏，连只有过年才上市的黄烟、嘘花也赶制出来放，挤不动的人群也不躲闪。接着，连暌别多年的“烟火架”，也隆重燃放于小十字川戏园，一连呈现了几出老戏场景。驻扎在北门飞机场的美国大兵也开着十轮大卡车来参加狂欢，人群中高耸耸地浮动着草绿色的船形帽。同德商号店员谷受璋扎了一只很大的彩灯：中美英苏(当时所谓“四强”)国旗并列在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上。这盏灯挂在一商号二楼窗外，晚上灯里的“轻磅电灯”(110伏)一亮，把四周照得通明，引来越集越多的市民聚观，加上美军卡车，堵断了大半条街。店里怕人多出事，把闸拉了，黑暗中更是一片骚动喧嚷，吓得又把灯开亮，直至观众看够了，逐渐散去，才关灯睡觉。

　　涕泗汍澜的狂欢之后，激流猛退。“下江人”蜂拥而来，蜂拥而去。舒模和他的唱歌兵们也不在了。走了。消失了。我的小城像一只饱满的气球被锥了个口，急速干瘪下来。上学放学，石街格外冷清。我那份惆怅啊！

　　(五)

　　抗战胜利，祝先生随银行复员上海，毛毛仍留在我家。次年新年，从上海寄来一大包年糕之类的江南食品。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参加昆筑工商界参观团，在上海与祝先生见过面。后来运动频仍，就失掉了联系。毛毛跟我妹妹们一起长大，11岁随老家委托的专人回上海，此后再无音信。1978年，我出差去上海，从公安户籍处查得祝家住址，居然找到，但只见到毛毛的异母妹妹，祝先生去北京出差了，毛毛也在一个市属县的农机部门工作。前年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一声“明贤大哥呀，我是毛毛呀！”真教人百感交集。原来是他儿子永宗从网上读到我写的一篇《下江人》，辗转询问到我家的电话，把这根断了62年的线接了起来。他告诉我，父亲谢世多年了，叔叔寿康还健在，94岁，还能每天上下六楼，做各种杂事。寿康先生当年是内迁中学的学生，来看望哥哥和毛毛时也住在我家，我们叫他祝二叔。后来考取中央大学，胜利后随校复员回南京。恢复联系后，他给我写来长信，蝇头小字很秀丽，旧事记得清清楚楚，思路非常清晰。

　　这次见面，两家的下一代倾盖如故。永宗说他和妻子都在南京钢厂工作，很忙，员工极少因私事请假的，要请也不会准的；但这次他提出来要请一次“寻亲之旅，感恩之旅”，立刻同意了。毛毛说，他1988年出差来过贵阳，也去找过老家，但因记忆模糊没有找到。我们听了大嗟叹！那正是我母亲去世的前一年，如果那次找到了，还能见到一面。临歧依依，留下经常联系、明夏再见的约定。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抗战记忆，在年轻人像是传说了。许多许多一起经历过抗战的人不在了。但剧宣四队音乐人草田离开安顺时，赠给我大姐的袁水拍译诗集《我的心呀在高原》，还立在我的书架上。那些抗战抒情歌曲，如影随形地伴了我一生，至今还常常哼唱。

　　乙未立秋日草竟

　　(作者曾任贵州省书协主席、贵州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