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与法宝(吴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举国同庆之时，我们也在追问，抗战胜利的法宝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从不同角度切入得出的结论不完 全相同，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面抗战，一定是共通的核心结论。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让历史说话，用事实发言”，从延安时期党领导文艺的史实 入手，通过爬梳史实而发现特点，认知阐释特点进而获得启迪。

　　民族危急存亡时刻的神圣使命

　　延安时期特指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起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止于1948年3月 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这13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的总后方、万众瞩目的革命圣 地。 

　　抗战时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局部抗战，以1937“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抗战，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 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1946年起，每年的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

　　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角度认识抗战胜利的意义，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收复失地、确立大国地位、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础，都是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在 延安的13年，有11年都处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即动员、领导和组织各种力量全面抗战，是这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这里的各种力量既包括各地区、各阶层，也 包括各系统、各行业的社会力量，文学艺术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延安时期也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动员、领导和组织各种力量的非凡能力与所取得的 辉煌成果。其史实如下：

　　1.成立相关团体。延安时期成立的社会团体，有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陕甘宁边区总工会(1937年)、陕甘宁边区各界 妇女联合会(1937年)、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1938年)等等，这里省略了按行业成立的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 量，全面抗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代表共祭黄帝陵、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正式形成、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成立与发展、国民参政会六参 政员到延安商谈国是、重庆谈判(1945年8月25日—10月11日)。当然，也伴随着打退和制止国民党第一次(1939年)、第二次(1940年)和第 三次(1943年)的反共高潮。

　　3.创办多类型、多层次学校。这些学校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和在职教育。如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延 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边区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与军事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同时还开展陕甘宁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 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等。

　　4.全面有力的行政领导。行政领导的相关文件很多，这里以时间为序，列举部分关键词以略见一斑。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中央 医院、边区参议会、党政联席会议、边区施政纲领、土地政策、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创办《解放日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延 安文艺座谈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宗教座谈会、文教工作、人民代表会议等。所谓方方面面，成就斐然。

　　武装斗争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众所周知，不再赘言。

　　从理论上说，社会存在的各方面并列而平等，但在战争年代，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有的方面比如武装斗争，就变得更加急迫、更加粗粝，或者说成为 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抗战时期党对文艺的领导，是这个神圣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文艺的辉煌成就，也蕴含一些超越抗战时期的普泛价值。

　　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与服务战争

　　延安时期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抗战总目标的组成部分，其特点首先就表现在动员、领导和组织各方文艺力量，具体说就是组建丰富而有力的文艺队伍和文艺社团。

　　延安文艺队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所属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员；二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工 作者；三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延安文艺队伍形成多样、平等和包容的开放格局，为今后的文艺创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的延安文艺队伍，是开放的，是“刻苦、朝气、热情的”文艺队伍，三方面人员依据自己的专长和对艺术的理解成立了相关的艺术社 团。这个阶段成立的文艺社团有60余个，基本涵盖当时所有文艺门类，同时又带有延安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如戏剧方面社团就有人民抗日剧社、民众剧社、鲁 艺实验剧团、烽火剧团、战斗剧社、战士剧社、先锋剧团等。按艺术门类、按战争需要组成的这些艺术社团，对激活艺术创作、鼓励艺术创新、开展艺术批评都起到 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在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和服务战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带来的直接影响。如毛泽东参加“战歌社”主办的“诗歌、民歌演唱会”。200多人参加的演唱会，因朗诵 效果不好，室内太冷，演出不到一半，听众已所剩不多。组织者打算中途收场，毛泽东却稳坐不动，支持按原计划进行到底。毛泽东的出席和支持，极大鼓舞了“诗 歌、民歌演唱会”的组织者。也就是这个不成功的活动，带来“关于诗歌朗诵问题的研讨”。这次活动组织者、相关艺术家、文学理论家都积极参与研讨，最后以黄 药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我对朗诵的意见》才结束。

　　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的直接影响还表现在领导写剧本；将军演将军，士兵演士兵等方式上。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

　　党的领导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保障

　　延安时期党对文艺的领导以“指示”、“决定”为主导方式，同时又融入对内和对外开放色彩。有关文艺、文化建设工作，1939至1942年中共中 央曾经发布8个文件：1939年12月《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9月《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10月《关于各抗日根 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1941年1月《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努力开展文艺运动》和《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社论。

　　这8个文件的关键词涉及文化、文艺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为“自由研究”而专门发出的文件。这些文件及其执行，为形成延安文艺开创 和发展期开放的、“多元共生”的局面提供有力保证，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繁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动员民众，服务战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发挥了积 极作用。

　　对外开放的空间，既指延安地区内的，也指延安地区以外，包括国外的。这为行政领导提供了广阔而鲜活的物理空间，为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关文艺政策提供参照，为发展延安文艺注入活力！

　　这里仅以延安文艺活动大事记为例：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到达延安的时间，如1936年11月初，丁玲到达延安；1937年8月，周扬、艾思奇、 李梨初、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抵达延安；1938年9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到延安；1939年5月，萧三从苏联抵达延安……对外开放大事记，如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1939年9月，老舍代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抵达延安；1940年2月 14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外景路过延安，15日毛泽东、朱德接见电影队，16日边区文化界与电影队 座谈。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剧队抵达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壮丁》等剧目。1945年1月1日，鲁艺举行毕加索画展；1945年1月10日，边 区文协电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1945年3 月6日毛泽东电唁A。托尔斯泰逝世；1946年7月，中央党校俱乐部举行珂勒惠支逝世纪念展。

　　保持行政领导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仅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充分显示延安时期党领导文艺的恢弘气派。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 漫记》中写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更巧妙的武器了。” 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延安是1936年6月，为时4个月之久。斯诺的这段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领导文艺的最突出特点。事实上，不管你是否认识到， “任何文艺都是宣传”，但不能反过来说，任何宣传都是文艺。文艺在战争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宣传武器”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和任务的 变化，对这个宣传武器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也是自然、合理的，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而一厢情愿地给予假设和判断。

　　文艺批评的引领作用

　　及对今天的启示

　　从史实上看，延安时期制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的成立及其活动、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酝酿和提出等，都关系到党的自身建设。

　　党对文艺的领导除了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需要而实时发布相关文件以外，还注意从当下文艺实际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典型的是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以《讲话》结论第四部分文艺批评专论为例。

　　《讲话》首先将文艺批评看成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同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在许多需要专门研 究的问题中，选择了“批评标准问题”。认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紧接着分别阐释什么是政治标准，什么是艺术标准；两 者关系如何，当时的延安文艺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

　　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予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 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这里几乎犯了学术研究的大忌，大篇幅援引《讲话》原文，实在出于无奈。长期以来，涉及《讲话》文艺批评标准的文章，常常是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 方；或者以自己的理解取代原文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辩证性。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讲话》中的这些文字，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哪些论断是基于解决当时延安文艺 的理论问题，哪些又是超越延安文艺的时间和空间，显示了文艺批评理论的原创性、包容性和复杂性。比如把文艺批评看做是“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同 时承认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前者留有战争年代的烙印，后者又分明遵从文艺批评的特殊性；再比如，原文提出的两个“容许”： “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讲话》告诉我们，两个“容许”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文 艺批评存在的理由，但面对复杂而多元的文学存在，文艺批评应该发挥其甄别作用和引领作用。

　　在论述了有关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问题以后，《讲话》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认识问题进行分析和批评。比如对“人性论”的分析，对“文艺的基本出发 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 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观点的条分镂析，有 破有立，让人信服。

　　《讲话》里有关文艺批评的文字不到5000字，内容平实而简洁，却充满逻辑的力量。凡是认真阅读的人，都能清晰了解其主要内容。然而，对其中内 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理论思维辩证性的认识和把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讲话》针对现实问题做出的理性分析和主张，是今天的许多人所不愿意面对的系列 难题。最好的方法，是重读原文，在尽可能保持原文的精神品质的同时，学习用《讲话》精神面对我们今天的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抗战时期党对文艺的领导具有全面、开放的特点，既是政治思想的，也是组织形式的，弥漫着实事求是与唯物辩证法气息，对当时整个文艺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其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