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太行到巴丹吉林(杨献平)

    杨献平，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生于河北，在巴丹吉林沙漠生活20年。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兼《西南军事文学》编辑。作品见于 《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天涯》《山花》《长江文艺》等。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和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提名奖等。著有《匈奴 帝国》《梦想的边疆——隋唐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沙漠之书》《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等。

　　那是一处幽秘和卑微所在，尽管附近山地之间发生过诸多的战争，至今还有战国、隋唐及明清的军事遗迹；近代以来，八路军129师及其领导人刘伯 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在此区域进行过多年的发动群众与抗日战争，但它仍旧是偏远和荒僻的。我给它起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南太行。从地理上说，这一名称泛 指太行山在河北邢台、沙河、武安、涉县、石家庄，河南林州、浚县、安阳并山西左权、和顺、潞城、长治、晋城、等地的庞大存在。从文化传统上说，属于北方游 牧与农耕文明长期剧烈冲突之后的融合与并行状态。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南太行其中一座峡谷中的村庄出生。那是一个黎明，随后延展的是，熟悉而岩石深嵌与 草木葳蕤的高山，窄如刀条的苍天与星空，还有铺展、横斜于村庄和山间每条小路上的宛若贫穷与苦难的砾石、荆棘。

　　更重要的是人。18岁以前，我以为世界就是村庄及其周围的村庄那么大，世界上所有的人也都像我们村的那些人。1991年冬天，一场大雪之中，我 第一次出门远行，并且离家千里。那个新的容纳我的地方名叫巴丹吉林，是一片旷大无际的瀚海泽卤；起初我被失望的情绪长期缠绕。因为，那时候，几乎农民子 弟，对城市的渴望都无以复加。我起初的想法是跻身于城市，哪怕是一座县城，也足可安慰我心，并且可以在回乡省亲之时，在大多数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把城市 想象成地狱或天堂的乡亲们面前大加吹嘘。沙漠何其苍茫，大地迢遥无疆。几年后，我在沙漠突破了生存障碍，并且与家在当地的妻子恋爱之后，才忽然发现，世界 上的人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位置”，而沙漠，可能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就像我出生地南太行乡域一样，巴丹吉林沙漠于我，有一种强烈的命定色 彩。

　　在弱水流沙多年之后，一个偶然的际遇，我从巴丹吉林沙漠去到了从没涉足过的四川成都。回头之间，发现自己在沙漠的时间居然和在南太行乡村基本等 同，内心惊异。仔细回想起来，人生有诸多的偶合与蹊跷。但我确信，地域气息，尤其是地域本身所具有和积攒的那种文化传统对具体人的塑造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南太行作为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那种奇崛的地理环境与相对封闭的生活场域，教给我的似乎只有微小、倔强、自卑，不服输，还有一些因为视野长期受到障碍之后 而累积的想象力。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事，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于世俗生活无补的“个人质地”与艺术上的一点“小天性”而已。而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这些年，正是我 个人心性与思想意识“大规模”成熟时期，以至于令我觉得，沙漠对我的“思想改造”与“心灵引发”作用显然超过了故乡南太行乡村。

　　多年容身沙漠和雄性军旅，再次激发了我少小时的文学梦。在沙漠的大部分时间紧张而干燥，风暴如虐如怒，沙尘无孔不入；暴雪以内，孤独之中，个人 的内心和精神却渐渐丰茂，以至于不可收拾。起初写诗，表达铁血军旅生活与渴望英雄的理想，当然还有青春的迷茫与对爱情的渴望。当我发现诗歌这一体裁不足以 承载自己的文学梦想，并且在同代诗人作品前显得陈旧与落后的时候，我选择了散文。一方面力求表达个人在沙漠的种种现实生活和心灵际遇、精神诉求和灵魂图 景，另一方面开始着力对故乡南太行乡村进行远距离的审视与省察。

　　这可能是我散文写作之“两翼”。当然还有一些想象、实验之作。十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阿拉善高原境内的所有遗迹与奇特之处，对那一片荒芜区域的 人文历史和自然风貌的了解，显然超过了故乡南太行乡村。我一直觉得，一个写作者首先要建立的，便是专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但在“地域”往往也是一种强大的 限制。我一度很困惑。但很快就释然，超越地域限制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专注到地域上的人群。世界如此之大，人生如此浩瀚，每一块地域上的人都是其生活地域 的产物，从日常习性到文化认知，从思维意识到精神形态等等概莫能外，但人的命运、情感、思维和思想、精神要求和灵魂图景却不存在任何“地域性差别”和诸多 层面上的“隔膜”。

　　文学就是要探究人心人性，呈现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以及各个不同的命运和灵魂景观。也一直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此时我在”的存在意识和 时代现场感是其文学创作的“命门”和“要诀”所在。因为，前世已经成为了历史，已经有很多那时代的写作者写作了，留下了，时过境迁之后，再卓越的艺术家， 也难以复原其当初状貌；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巨大的不可预测性质，也更应当留待后人去做。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如此的丰富与驳杂、壮观而又剧烈，如果一个作 家不能够准确地发现和表达他们自己“所属的时代”，那将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此，在南太行乡村和巴丹吉林沙漠这两个已然初具规矩的“文学地理”上，我力求 书写“时代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的时代经验”，进而为两个地域上的人群“树碑立传”；留下我和他们在这一个时代的生命痕迹、命运遭际和精神、灵魂上的，大 相迥异而又无限“幽微与辽阔”的纷纭景观。不管我能否做到，做好，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应当坚守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