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文化密码(刘绪源)

　　最近，我编了一本集子，将自己历年所写关于前辈文化人的文章，收在了一起。书名起得有点“炫”——《前辈们的秘密》，其实一点也不“八卦”。我要说的，一是对于这些可敬的前辈的所见和所思，因属“私见”，故如此称；二是想通过他们谈谈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亦即探寻中国文化密码。

　　书分上下两辑，上辑以记叙、回忆为主，但也努力写出自己的知和思，其中涉及的人物有张中行、施蛰存、王元化、黎澍、舒芜、黄裳、曾卓、金性尧、冒舒湮、唐振常、吴小如、来新夏、谷林、辛丰年、范用、欧阳文林、梅朵等。下辑仍有记叙成分，却以知和思为主，带有更多研究的性质。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编法，正是为了将对于人物的回忆和分析，引向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探讨。

　　从李泽厚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中，我读出，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特色：在认识论层面，中国更强调“常识”；在存在论层面，中国更强调“日常”。前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存的智慧”；后者体现了中国人的“乐生”，热衷于“生生不息”，热爱普通日常生活。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即李泽厚先生不太喜欢的两个作家——周作人和张爱玲，正好处处体现了他所阐述的这些特色。所以本书下辑，主要就是围绕李泽厚与周作人、张爱玲这三位来编的，当然由于他们，又牵出了俞平伯、钱钟书、何炳棣等前辈学人。

　　“五四”以后的大批新文化人，其中最出色者，好多是由西方名校培养的，他们已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家”了，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一份专家的工作，更不可能满足于一般专家的水平，他们以独到的深度见长，其趣味、爱好和专长又往往是多方面的，此正合龚自珍所谓“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所以，也有学人(如徐建融教授)称这种跨行业的钻研精神为“非职业化的专业精神”。此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谈中国文化时，须得强调“专家之上”，因专家之下的文人，在中国就太多了，其中有很多仅是消费性的存在，吟风弄月，自得其乐，没有多少创造性，也没有社会和文化的责任感。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所写的都可说是“专家之上的文人”。

　　有认为西式专家与中国文人间难以通约的，有对“文人”提法表示怀疑的，海外的朋友则多认为国外也有钱钟书那样的通人，所以这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对此，我想再多说几句。

　　确实，西方也有“通人”，有横跨诸多领域并勤于撰著的“文人”(譬如写《世界文明史》的博学的威尔·杜兰)；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人物更多，也更耀眼。但我以为，这跟中国的情况还是不同，只在中国这才成为一种带根本性的文化特征。古代中国时而统一时而分裂，何以“中国”的观念始终得以维系？许倬云先生在《华夏论述》一书《自序》中提出，有三种力量使然：经济网络，政治精英，书写文字。他认为，这三个因素互相沟通，才使“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归属感。我们不难发现，除“经济网络”外，后两点，就都与我们说的“文人”直接相关。他还提到，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后所发生的变化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地缘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的主要归属。”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大族、士绅乃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对于地方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当然更有强大的影响力”。“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密切结合，又具有经济的优势，文化的精英成为实质的‘贵族’。”这一阶层的巨大存在，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郡县大族相互支持，有时足以抵制中央的力量，这就成为分裂的原因；但同样是他们，使中国始终有文化认同的力量，从而在分裂时代又起到重新整合的作用。从这里，贵族-文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已不难看出。他认为，儒生-士绅-文人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地位甚至可跨越政权，居于政权力量之上。且中国自上古起就有“重文”传统，古代士绅、文士的思想声望之流播，主要靠其诗文(也辅以字画)，“刻一部稿”往往成为终身追求，这追求有时更高于事功。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到了现代，即使“专家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专家之上的文人”将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渴求，同时，它也将成为一种保持中国自身文化特性的可能。从本书所涉及的这些文化精英身上，我们将不难看到这种“渴求”和这种“可能”的同时存在。

　　总而言之，我之所谓“文人”，是包括学人在内的一种统称，它的对立面，应是那种以西方式的职业化为最高事业追求的所谓“专家”。据此，我以为，常识、日常、专家之上的文人，此三者，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密码了。

　　(《前辈们的秘密》，刘绪源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