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评论 >> 精彩评论 >> 正文

不能忘却的仇恨与使命(张西南)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8月26日07:46 来源:中国作家网 张西南

  ■编者的话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纪念和回顾70年前的那场民族自救斗争,必须将其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中去分析和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西南重读丁玲和肖洛霍夫两人的二战题材小说作品,把两个民族、两个战场、两个作家及其作品对照、比较,进而对抗战文学的价值意义、评价标准进行了反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六)

不能忘却的仇恨与使命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面对那些不惧流血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丁  玲      肖洛霍夫丁 玲                 肖洛霍夫

  1939年春,年仅34岁的丁玲在奔赴延安两年多,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敌后,创作出了短篇小说《新的信念》。

  或许在丁玲的文学大厦里,这部旧作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单薄。但是,当我们翻开早已发黄的书卷,还能从中闻到混合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我们不是为 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只要你们活着,把鬼子赶跑,大家享福,我就死个把儿子也上算。他虽然死了,我会记得他的,你们也会记得他的,他是为了大家 呀!”这就是丁玲笔下的母亲发出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丁玲旧作,不仅仅是为了纪念70年前的那场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忘却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不能忘却拒不认罪的刽子手们欠下的血债,不能忘记老一辈文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作枪的崇高风范,这就是温故知新的意义所在。

  丁玲:“到前线去”

  丁玲的抗战文学之旅,是从“到前线去”开始的。时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她,迎着西北风,攀爬陡峭的山路,每天都是80里、90里的行军, 采访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左权以及普通的战斗员,写出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此时临近抗战全面爆发,也是丁玲抗战文学创作 的第一阶段。从化险为夷的“冀村之夜”,到“临汾”与129师相遇;又从牺盟会的“马辉”,到“致孩子剧团”,不久再赴前线,到晋察冀边区去,直到“七 七”事变周年之后,应该是丁玲抗战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年月,丁玲回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在鲁艺、在解放日报、在霞村,写出了受屈辱的贞 贞、入伍的杨明才、在医院中的陆萍、夜里的农民夫妻,《新的信念》就在此时问世,属于丁玲抗战文学第三阶段的作品。随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丁玲经常出入敌 后抗日根据地,对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对边区的老百姓和英雄模范以至三教九流,身心都贴得更近,熟悉了解也更全面透彻,不仅写出“十八个”决死的官兵, “二十把板斧”的传奇,还全景式描绘了“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战斗风貌,同时勾勒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的侧影、麻塔村的群像、骡马大会的繁荣,构成 了一幅“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烟图”,也可以看作是“劳苦大众的风情画”,为丁玲抗战文学之旅的最后阶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简约叙述丁玲的抗战经历,既对作家在此期间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成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也是为了加深认识一个毕生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女性作家,在烽火 年代走过的艰辛征途和她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新的信念》,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作家所表现的“信念”是什么,新旧差异在哪里,其价值和意义 又该如何认识,以及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启示。

  《新的信念》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山西狼烟四起的危亡之日。作家一方面看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另一方面也看 到了“有的自卫队员白天村里开了欢送会,夜晚又偷着回家”,“那些女人的声音,分不清是号叫还是哭泣,紧缩的恐怖之感压到身上来”。后者,在1946年4 月召开的“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上,艾芜的发言给予了证实。他说,“我觉得在大后方的农村里有两种农民:第一种农民是被残酷的压迫着,在饥饿、贫困、 痛苦的深渊里,听天由命地生活着。第二种农民是比较觉悟的,他们憧憬人民的武力,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对于当兵的态度他们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官兵待遇一 律,他们当兵,否则怎样强制也不行。”其实,这种现象在前方、在城市、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教育动员包括农民在内的大众觉醒和奋起,不 当亡国奴,拼死在疆场,已成为抗战初期最突出、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丁玲到延安以后对此有了切身的感悟,“我不能自已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和人民共忧 患,同命运,共沉浮,同存亡”。于是一位惨遭日本兵强暴而死里逃生的“老太婆”成为了丁玲笔下的主人公。“拖着蓬乱的几缕头发,投过来空洞呆呆的眼珠”, “望着那老去的脸,像一块烂木头,嵌着鱼一样的眼睛”。在那个年月,这是千千万万个受侵略者欺侮迫害、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但丁玲没有去写“老太婆”的悲 戚,而是主要写她“求生的力”,写她大难不死的觉醒,写她用愤怒和仇恨“煽起的火焰”。

  开始,“老太婆”在家里讲述孙女遭鬼子强暴后被喂了狗,孙子又被鬼子的刺刀挑了,咆哮着训斥只知道叹息和流泪的家人,“你们哭吧,你们只有这些 不值钱的尿,你们等着吧,日本鬼子还要来的呀!”儿子的仇恨燃烧起来了,“我要用日本鬼子的血,洗干净我们的土地!”接着又给邻居们讲,“那些他们所关心 的父母老婆儿女是怎样牺牲在屠刀下,又是怎样活着,受那没完的罪”。丁玲用她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老太婆”从觉得羞耻、痛苦而不能说下去,到觉得她的仇恨也 在别人身上生长而忘了畏葸,再到懂得什么辞句更能激动人心,一层一层地展示了“新的信念”在她干枯而不屈的心田里扎下根来,并经血泪的浇灌发芽生长。

  随后,“老太婆”满村子巡视,指着那些遭劫的地方厉声问着“你们会忘记吗”,要是街上人少,她就闯到别人家里去讲,一点眼泪也没有。参加游击队 的儿子回来后,她没有诉苦而是对他说,现在是枪杆子的世界,她喜欢听那些打鬼子的故事。“老太婆”把这些故事到处倾述,当又看见眼泪,又看见一些人“心中 所起的战抖”,她就会去“抚摸那些受了伤的灵魂”,动员“大家都上队伍去”,如果有人迟疑,她就吼起来“你这孱头,你怕死!好!你等着日本鬼子来宰你吧, 我看见宰这像烂棉花一样的人呢”。在“老太婆”声情并茂地鼓动下,许多人上队伍去了。

  此时的“老太婆”,已不再是那个被欺辱的痛苦形象,而已成为一个觉悟了的有救亡胸怀的抗敌战士。她带着两个儿媳妇和惟一的孙女一起加入妇女会, 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游击队或农会,她所带领的不再是一个家,而是全村的妇女,还动员了好几个村子的群众,汇聚成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 泪的传统母亲的形象,一个饱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革命女性的形象就这样重叠在一起,成为有着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典型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 和典型性的英雄母亲的形象。

  对于包括丁玲在内的投身抗日前线的作家作品如何评价,人们的认识从来就不尽相同,以至今天仍难形成共识。早在抗战期间,文艺界就有一种论调,认 为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是空洞的,甚至讥讽嘲笑到前线或其他地方去搜集创作素材的作家、艺术家,并给一些动员民众坚持抗战,鼓舞民众上山打游击的作 品戴上“抗战八股”的帽子。这在当时就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反对,艾芜明确表示,“作家能长期实践生活斗争,自然再好不过,并且希望能这样做,但因种种关系, 作一短时期的搜集材料工作,也用不着加以嘲笑的。”阳翰笙也说过,“我就曾经亲眼看到过许多士兵看了所谓‘抗战八股’的戏,曾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来的事 实。”包括曾经沉浸于唯美的梦幻中的何其芳,在抗战胜利前夕也非常客观地评价:“延安那边的艺术工作,有着过去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抗战初期又在鼓舞抗日 情绪,提高胜利信心上有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艺术工作者们在主观上可以说都是想以艺术来服务人民解放的事业的。”刘白羽说,当时整个边区充满恨的声音和恨 的光芒。他记录了当时为八路军演出秧歌剧《牛永贵受伤》的情景,“舞台上凄惨痛恨的声音在场上回响,观众一点声响也没有,只在他们眼睛里充满了对敌人愤怒 的光”。是否可以说丁玲的短篇小说《新的信念》就是在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其他在抗日前线涌现出来的作品一样,是饱沾同胞血泪,充满家仇 国恨写出的战斗檄文,希望把声声痛苦的呼唤转化为全民族复仇的狂飚雷霆,从而点燃烧向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焰。

  肖洛霍夫:刀尖上有着对敌人的恨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同时代的在另一个战场上的肖洛霍夫。

  这位俄罗斯的著名作家生于1905年,比丁玲小一岁。1928年,在他发表《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丁玲也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 记》。1932年,肖洛霍夫正式成为联共(布)党员,丁玲也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卫国战争爆发后,肖洛霍夫携笔从戎,以《红星报》上校记者的身份走上战 场,到达西战线斯摩棱斯克一带,随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前线,直接从参战部队的战壕和掩蔽部里汲取材料。他所关心的是战争中苏维埃人的性格和心理,把他们在巨 大考验面前所显示出来的精神上的坚定性,他们的伟大及建立功勋的决心表现出来。时过一年,肖洛霍夫就在《真理报》和《红星报》同时发表短篇小说《学会仇 恨》,“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野兽面孔,竟能达到如此兽性和野蛮的极限。”小说的主人公格拉西莫夫中尉作为德军的战俘,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 苦,但他没有哀怨。他与丁玲小说中的“老太婆”一样,成为从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折磨中锤炼出来的坚忍不拔的英雄。

  正如同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中的橡树是俄罗斯民族不可摧毁的精神化身一样,丁玲《新的信念》里大海上的巨浪乃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象征。 虽然两位作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面对的都是共同的敌人法西斯;虽然两部作品发表的年份不同,但都是在反侵略战争的初始阶段;虽然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不 同,但都表现出了共同的磨难和人物性格;虽然两个故事的结构和情节不同,但都揭示出了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格拉西莫夫中尉望着阳光灿烂的林间小路说,“只要 我们在心脏停止跳动前始终怀着对祖国的爱,那么,我们的刀尖上也将永远有着对敌人的恨。”这也是两位作家相距遥远,作品又如此相近的根本所在,都有着对祖 国的忠诚和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

  抗战作品的反思与再评价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阅读,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关于作家的位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他(她)的位置在哪里?丁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到前线去”!1931年上半年,丁玲 丈夫胡也频惨遭杀害、日本侵略者在蚕食东北的同时,将炮舰驶向东海,丁玲毅然向党组织提出到江西苏区去。但中央研究丁玲暂留上海,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 《北斗》。直到5年之后,丁玲再向党组织提出去延安,终于踏着初冬的雪,成为第一个从国统区来到陕北的著名作家。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到前线去”或 “留在后方”作为衡量一个作家对民族解放事业贡献的惟一标准,但是,处在血泊中的民族需要用文学艺术的感召力来动员和凝聚抗敌的意志,处在炮火中的军队需 要塑造英雄的榜样来激励和鼓舞决死的血性,那些直接来自前线裹着硝烟和浸染着血迹的诗文、戏剧、音乐、图画,将会爆发出比大刀、梭镖、火炮更具威力的精神 力量,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肖洛霍夫在同法西斯进行恶战的危急时刻来到战壕里与战士们交谈,说,“我想写你们是怎样为祖国而战的,所以我才到战壕里来了, 向你们学习,了解战场的生活和真人真事。”这就是作家的位置,也是丁玲为什么要响亮喊出“到前线去”的原因所在。假若光未然在抗战爆发后没有东渡黄河、转 战吕梁、跋涉延安,他还能写出“为抗战发出怒吼”的《黄河大合唱》吗?假若范长江没有抵近抗日前线,他能写出《台儿庄血战经过》《血泊平津》《西线风云》 等战地名篇吗?假若丘东平没有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他能写出《第七连》《长夏城之战》等激发军民同仇敌忾的时代报告吗?假若沙汀没有随 八路军奔赴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能写出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吗?还有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碧野的《滹沱河夜战》、艾青的《起来, 保卫边区》等等,都是作家在燃烧着抗日烽火的焦土上耕耘收获的成果。前线需要文艺,作家不能远离斗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

  关于作品的评价。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大相径庭,原因自然复杂多样,但究其主要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不同的视角差异。在前线或 后方、在根据地或亭子间,地域环境不同,阅读作品的感受不同,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结果也会不同。二是派别不同的认识差异。在当时以至后来一个时期,中国 文学界也包括进步作家组织,既有受文人相轻的传统劣习影响,又有受宗派主义影响,把人际交往中的亲疏恩怨带到了对作家作品评价中,不能实事求是。三是标准 不同的审美差异。大敌当前,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最需要什么?衡量文艺作品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分歧在于战争文学特别是战争进行时的文学,要不要把巩固和增强 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敌的战斗力作为惟一正确的标准。正如丁玲为《红军中华副刊》写的编后所言:“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 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当然,身处火线的作家不可能像在大后方那样从容写 作,只有在战斗间隙采访,深夜坐在火边写作,直接而简练表现战地生活。对此却有着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文学性、时代性的获取,不免要以文学性的部分丧失为 代价”,“廉价地发泄感情或传达政治任务,这个新文学运动里的顽症,由于战争以来政治任务过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过于兴奋,不但延续,而且更滋长 了”。丁玲坚持认为,“新文学的花朵是染着烈士们的鲜血的。”地处卫国战争前线的苏联作家,与丁玲的态度高度一致。“在战争的路上仓促写成的,用飞机运送 的千百篇素描紧接着前线的事变立即出现在各地报纸上,诗和文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日号召同敌人斗争,描绘出苏维埃军队的英雄伟绩。”肖洛霍夫在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后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作家更多地对社会负责,还是更多地对艺术负责?”他回答:“对社会负责。艺术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岁月斗转星 移,历史回声犹在耳边,值得我们在今天认真反思。

  关于文学记载。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对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作品评述是不够的,这与大批进步作家奔赴抗日前线的斗争历 史和文学实践是不相符的,像丁玲在抗日前线创作的小说、散文都未在文学史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这是因为作品艺术上有些简陋或粗糙而在文学史上“缺席”, 是不是该反问史家们自身有什么“缺失”?看看苏联或俄罗斯的文学史,他们是怎样满怀激情赞扬奔赴卫国战争前线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许多东西还是苏联作家 急匆匆间写就的,许多东西还没有澄清,但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散发着那确立多年和平发展的时代空气。”“但就是在这段时期中间所写作的东西里,苏联作家也替将 来保存下对于当代巨大历史事变、对于为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党徒所带来的黑暗而斗争的一代英雄主义的活的概念”。对比之下,我们作何感想?面对那些不惧流血 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网友评论

留言板 电话:010-65389115 关闭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