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筑起的长城——回顾抗战中的文学(宋嵩)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严峻的历史形势下，文学担负起唤醒民 众、实现民族救亡的使命；文学界掀起了以颂扬英雄主义为基调、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创作浪潮，向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输送着民族的精气，自觉地形成了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作家们走出书房，走向人民大众，满怀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对抗战军民的赞颂、对和平光明的向往、对黑暗势力的痛恨，投身到火热的民族救亡运动中 去。他们以笔做刀枪，热情地讴歌全民抗战运动，愤怒地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抗战文学，是进步的文学、战斗的文 学、反抗的文学。它为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史留下了史诗般的画卷，中国新文学也由此进入“第三个十年”。经过前两个“十年”的酝酿与积淀，新文学摆脱了童年期 的幼稚和少年期的迷惘，在最需要大风大浪历练的青年期经历了八年抗战硝烟的洗礼，终于将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崭新形象展现在文学史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永远铭记那段被血与火映红的岁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血肉筑起的长城——抗战中的文学”展览近日在北 京举行。在开幕致辞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指出：抗战中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和文化长城上不可或缺的坚强堡垒，抗战的伟大胜利凝聚着全民族的牺牲和奋 斗，也包含着中国作家们的激情和奉献。

　　本次展览从筹备到正式展出，历时8个月。展览内容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书影为主，辅以40余件馆藏书、报、刊及手稿精品。主创人员打破此前同类展览常规，创造性地用10余首群众耳熟能详的抗日救亡歌曲为线索，贯串起文学界自“九一八”到“八一五”十几年间的抗争历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展览第一部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反映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抗敌文学成绩。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 主义扶植“伪满洲国”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大批青年学生和作家被迫流亡关内，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东北作家群”。“一二八上海事变”“华北事变”“西安事 变”等一系列重大变故，也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民主爱国作家们的创作方向。他们饱含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激愤，满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国家人民的 殷切希望，用一部部作品揭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奏响了全民族解放斗争的序曲。

　　在这一部分展览中，“东北作家群”的 代表性人物萧红、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李辉英和他们的代表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科尔沁旗草原》等被浓墨重彩地 推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东北抗联将士的诗作、“一二八事变”后文学界掀起的报告文学创作高潮，以及30年代中期“国防戏剧”“国防文学”的标志性作品 《赛金花》等，也是这一部分展览的重要内容。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第二部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主要 展示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的爱国作家们行动起来、积极投身抗战文艺运动的光荣历史。卢沟桥的枪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作家的爱国热情，他们当中有些人直接投笔 从戎，更多的是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创作活动，自发结成各种抗战文艺团体，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文学为抗 战服务”为口号，通过发表宣言、创办抗敌文艺刊物、广泛开展街头诗、街头剧和竞写报告文学等形式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此期间成立的 全国性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并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 问慰劳各地战场；大力倡导通俗文艺，组织编写了数十种通俗读物和《抗战小丛书》；每年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新作品聚会祝 贺，以此来促成文艺界的团结；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是唯一贯通抗 战时期的文艺刊物，它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七月》，以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一起，撑起了抗战文学的四面战旗。

　　阿垅、骆宾基创作的反映“淞沪抗战”的《第一击》《大上海的一日》《东战场别动队》，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和《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宋之的的一系列经 典剧作，以及众多作家集体创作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和小说《给予者》《华北的烽火》，都歌颂了抗日军民的斗争精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面目。姚雪垠、 臧克家、田涛等人或是奔赴前线采访，或是从事随军宣传工作；丘东平甚至在战场上壮烈捐躯，为后人留下《茅山下》五章残稿。丁玲、王礼锡、老舍等作家领导或 参与了赴前线慰劳抗日军民的活动，将前线的真实情况带回大后方，鼓舞了后方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心。刘白羽的《游击中间》、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卞之琳的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等，内容真实可信，记叙朴素无华，引起了大后方文艺界的深切注意。艾青发展了中国自由诗的战斗传统，以长诗《向太阳》《他死在 第二次》《火把》《吹号者》和诗集《北方》《黎明的通知》等成为这一时期自由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沙汀、艾芜、张天翼、张恨水等的小说，则生动反映了大后方 的人间百态。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第三部分标题“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出自光未然、冼星海的传世名 作《黄河大合唱》。持续的战争状态和全民动员的抗战努力，造就了不同地域各异的文学样态。在大后方，长篇小说、话剧、杂文创作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抗日民 主根据地，文艺家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物质条件上的重重困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绩，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终于在根据地结出了硕果。

　　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夏衍的话剧《法西斯细菌》《愁城记》，郭沫若、阳翰笙的《屈原》《虎符》《李秀成之死》等一系列历史剧，巴金的“抗战三部曲” 《火》展示了大后方的创作实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鲁艺”的建立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产生了深远影响，孙犁、丁玲、周 立波、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柯蓝、邵子南等都创作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佳作。远在西南边陲的一批诗人如冯至、穆旦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仍然坚 持着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一批国际友人也深入前线，用手中的笔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与英勇。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作家们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耕耘不辍；乐观斗争，矢志不移”，“誓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展示了对生命的重新体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作家和他们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