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眼觑见 灵手捉住——陆林的金圣叹扶乩降神研究三议(卜键)

　　在我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常常会写到求神问卜、星命扶乩，摹绘那急难之际的亲情与期待，也带写出一个幽眇神秘的江湖，如《金瓶梅》中吴相士、《红 楼梦》中马道婆，其人在邪正之间，法术也是真真假假。而通常的文艺批评，一说到此等手段，便生鄙夷讥讽，视为骗人钱财伎俩，对于其在历史中的长久存在，对 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追崇痴迷，对于一些杰出人士的浸润其间，关注甚少，研判更属稀缺。

　　陆林新著《金圣叹史实研究》，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叙写金氏扶乩活动的全过程，不仅考证精审，论列详悉，更将之与他的文学批评相衔接，凸显其形象塑造、文思才情，真可谓“灵眼觑见，灵手捉住”。读后启悟良多，亦觉有益于今日之学界甚多，略陈三议，就教于著者和方家。

　　扶乩，金圣叹的一生污点？

　　在金圣叹的生前身后，都颇有人加以恶毒和轻蔑的言辞：“世人恶之忌之，欲痛绝之”，“不单欲杀之，而必使之入十八地之下而后已”；哭庙被戮后， 也有人拍手称快，作《诛邪魔》文以贺。苏州向为文人荟萃之地，金圣叹一介书生，无职无权，家境寒素，何以竟至如此令人痛恨？逆向梳理，大约还与他扶乩降神 的经历相关。

　　据陆林考证：金圣叹大约在20岁左右，自称天台宗祖师智(岂页)的弟子，号泐公、泐师、泐庵大师，儒服道冠，开始在吴中游走于缙绅名宦之门，扶 乩降神，先后历十余年。扶乩，又作“扶箕”、“降乩”、“扶鸾”、“降笔”等，大致为在倒扣的簸箕之下装一丁字木架，悬锥下垂，架设沙盘之上，术士祝祷降 神，悬锥将神旨书于沙上。此术颇有难度，既难以灵活操作，尤难以词义高旷典雅，又与事主所请相合。唐代已盛行扶乩之术，演至晚明，苏州一带此风甚盛，代不 乏高手，而金圣叹当称高手中的高手。

　　二十几岁的金圣叹，即被人奉为泐大师。泐，石头的纹理，“减除天半石初泐，欠缺几株松未枯”，取意玄而又玄，也有些苍古与浩渺。他所主持的法 事，见于记载的有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府上，多为当地显宦富室或大文人。谦益以当时的文坛领袖，撰《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为之荐扬鼓吹：“天台泐法师者 何？慈月宫陈夫人也；夫人而泐师者何？夫人陈氏之女，殁堕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现，而凭于乩以告也。”这些神神鬼鬼的话，皆出自金圣叹自己。曾有人 向钱谦益揭露此言荒唐，却未动摇其深信不疑。金圣叹法术之妙，众人之厌憎嫉妒，由此皆可想见。陆林说：“扶乩降神对圣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其人生 评价带来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信者奉之为神，恨者詈之为魔”。欲全面研究金圣叹，必须 了解他的这一段特殊人生经历。

　　金圣叹为什么要去设坛降神、扶乩作法？是出于笃信之诚，还是游戏人生？想来一则享受“大师”的虚荣，更多的当是赚些钱财，弥补生计。金圣叹扶 乩，与江湖术士之扶乩自会有不同，陆林兄在书中揭示了其间的差异性，而相同处则在于赚钱养家。此类装神弄鬼、唇天齿地的事体，大约金圣叹也是偶一为之，史 料中未见其以此为业，倒是有一些记载，将此作为他的人生污点，亦求之过苛。金氏家境素不丰饶，读“不亦快哉三十三则”，多以贫穷困顿为底色，快哉与苦哉互 相映衬，传递出一个乡间老书生的苦中作乐。读书著文之余，圣叹以丰厚(也包括奇诡驳杂)的学识为根株，以浩瀚文思和言情笔墨为花叶，以平日知交三五人为表 演团队，绰影斡空，追摹才女，编捏前世，如词社诗会之唱和、新曲之登场，又得大师高人之供奉，不亦快哉！

　　莺莺身后，黛玉生前

　　晚年的钱谦益对金圣叹如此倾倒，将他请到家里设坛作法，特为撰文奖赞，无他，被其奇诡才思与丰沛文情所打动折服。金圣叹是一个不世而出的文学天 才，如果说他在评点方面的成就蔚为大观，则其创作未及展开，便遽尔罹难，殊为可惜。所幸他还有过一段作法颂赞的经历，所幸陆林揭示出其间的文学价值，还有 他所摹画的澄澈空灵的叶小鸾形象。

　　吴江叶氏为当地大姓，至晚明文人辈出，其中叶绍袁家族亦引人瞩目。绍袁举天启五年进士，历工部主事，不数年即辞归故里，妻子沈宜修出于同邑文学 世家，二人所生八男五女，皆才貌双全。退隐林下，一家子吟咏唱和，“咸有滕王之序……早拟小山之文”，其乐也融融。孰料次年秋，三女小鸾偶然小恙，竟至不 起，年仅17岁。长女纨纨因哀伤过度，也随之辞世。崇祯八年，这个家庭再次遭受一连串不幸，次子因科举失利于二月抑郁而死，八子在四月患惊风夭折。这期 间，金圣叹应多次到其府上设坛扶乩，可确知的一次在该年六月，绍袁夫妇“恭设香花幡幢，敦延銮驭”，迎请圣叹来家做法事。泐大师岂有回天之力，所能做的只 是一点精神抚慰，他对着悲伤的一家人解说往昔因缘：绍袁前世为宋词大家秦观，夫人宜修为秦观之妻；夫妇二人在轮回路上都曾与女儿小鸾有过一番遇合。他还故 为谦虚，说叶家人的前生都有奇迹，查不能清。叶家一门文士，泐大师便往前代大文人上扯，至于降神袪灾，则纯属忽悠。九月间，沈宜修也呕血病逝，一岁三伤， 泪痕相续，倒也没有去责怪泐师。

　　叶绍袁家境一般，小鸾待嫁，连像样的嫁妆都置办不起，其突然辞世似也与此相关。如此拮据，当也不会有太多谢仪，是知“泐大师”(金圣叹)所重， 当还在于斯文之交，在于对才女子叶小鸾的欣赏。小鸾亭亭玉立，容貌娇媚，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胸襟识见亦与通常女子不同：“每日临王子敬《洛神赋》，或怀素 草书，不分寒暑，静坐北窗下，一炉香相对终日……否则默默与琴书为伴而已”，“又最不喜拘检，能饮酒，潇洒多致，高情旷达”。这是叶绍袁忆写的女儿形象， 称为小友。

　　在叶家两代人中，圣叹着意突出了叶小鸾，扶乩时说她是月宫女侍书，仙名寒簧，住在缑山仙府。这不是随口杜撰，而应是研读了小鸾诗词作品后的文学描述，以下的“审戒”一节，泐师设问，小鸾应答，正语反接，更有一番出奇料理：

　　师因为审戒，问：曾犯杀否？答：曾犯。师问如何，答：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

　　问：曾犯盗否？答：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

　　问：曾犯淫否？答：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

　　问：曾犯妄言否？答：曾犯。自谓前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

　　问：曾犯绮语否？答：曾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词。

　　问：曾犯两舌否？答：曾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

　　问：曾犯恶口否？答：曾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

　　问：曾犯贪否？答：曾犯。经营湘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

　　问：曾犯嗔否？答：曾犯。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

　　问：曾犯痴否？答：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

　　句句出人意表，句句发乎至情。答语中的诗句，虽出自金圣叹手笔，却与叶小鸾在精神气质上极为契合。陆林认为：这段对白“既通俗浅近，颇有元曲豁 达尖新的风味；又俊雅清新，于玉茗诸剧中似曾相识”，不独引出乃父无限爱怜感伤，亦深深打动了钱谦益、周亮工等人，甚至被视为叶小鸾的作品。

　　由是，叶小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新典范，既作诗，又入诗，她的清丽俊雅，她的超尘脱俗，她广博的兴趣爱好与坚守的人生原则，她那匆遽的悲情淋漓 的辞世……在在令人感慨唏嘘。自古红颜多薄命！前有莺莺，原书未写其薄命，圣叹偏为节节点出；后有黛玉，还要百余年始得问世的黛玉，圣叹先邀设一线，“对 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不分明就是曹雪芹笔下的颦儿吗？

　　别具一副手眼

　　金圣叹化名扶乩、改姓应举，在不同时期编造不同的故事，亦一生遭际坎坷之写照。而天赋奇才，“神气霞举，襟想高上”，凡所从事，皆能别具一副手 眼。他也特别推崇“手眼”一词，评点“六才子书”(《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即以别具手眼相标称：“然其实六部书，圣叹 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这里所说的“手眼”，便 是洞察力和鉴赏力，是阅读时的灵性贯通。在写作时也是一样，圣叹多次强调，“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觑见是天付，捉住 须人工也”。通过陆著的引领，我们发现，在看似类同的设坛扶乩活动中，金圣叹也是别具一副手眼：家人浓重强烈的怀念追思，往往粘连着许多生活细节；而逝者 遽然辞去的无限悲情，又无不真切具体。以优美典雅的文字抒写性灵，牵连天堂与尘世，正是金圣叹与一般术士迥异之处，是其感动和震撼叶绍袁、钱谦益等人的原 因。

　　正因为同样别具一副手眼，陆林能在寻常法事中见出金圣叹的创造精神，见出其传神笔墨的早期呈现，论为是其“文学批评的演练”，极是精当。崇祯九 年夏月，金圣叹再至吴江叶家扶乩，为主人招致妻女亡灵(此时他在周庄戴宜甫家坐馆，此为其主业乎)，莅临时“羽葆葩轩，顿辔蒿室”，显得排场不小，而一番 对话，即将主人带入浓重的亲情离恨之中：

　　余问：“君有何言？有所需用，当焚寄之。”云：“一无所欲，只是放君不下。宦海风波，早止为佳。偕隐是不能矣(一语千泪，伤哉悲哉！)，孤隐须自计。”余言：“思君甚苦，奈何？”云：“生时同苦(伤哉悲哉！)，苦在一地；死后同苦，苦在相望。”

　　主人叶绍袁追记此情此景，同时也写下了痛切的感受，连用“伤哉悲哉”，痛泪飞迸。本已是天人相隔，竟又能夫妻相会，这样的场景，此时的伤心话语，放置于一流剧本中亦不逊色。陆林认为体现了圣叹长于心理分析，主张作文要“见景生情”的批评特色，信然！

　　与陆林初识于1987年的临汾戏曲研讨会上，忽忽近30年，他一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毅教书治学，每出一新成果，辄为学界瞩目。这是他的“宿 业”，持续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一息尚存，考据探索不止；也是其生命价值和学术原则，一生秉持求真务实，节操凛然，不稍假借。陆林从不取巧，著作力求坚实厚 重，又以情驭笔，每不离人情世相，曾说：“史实研究重视的是文献与史实的结合，实证与解析的结合，生态与心态的结合；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既需考究生 平交游与活动轨迹，也要关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求最大程度地考察古人的生存状态、体悟彼时的世道人心。”这是其治史心得，更是一种学术境界。他对金圣 叹扶乩经历的梳理品评，对金氏文学构思和戏剧布局的探寻，正是这种境界与情怀的一项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