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怕牺牲，就怕被人忘记”(刘宁)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创作谈

　　关于写抗战文艺的想法似乎早就埋藏在我心里了。去年，读台湾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和女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时，我就有了写作的冲动。那段时间，我正在做民国时期文学中西安城市方面的研究课题，找到了许多描写抗战中陕西的文学作品来读，并由此扩展到抗战时期其他作家的散记、随笔。先是李广田的《圈外》、台湾作家尹雪曼的《战争与春天》、林语堂用英文写的《枕戈待旦》，随后又搜集到许多茅盾在抗战时辗转各地写的一些随笔，之后又牵出了胡风的抗战回忆录、王鲁彦流浪在桂林一带的散文，以及碧野流亡在洛阳和西安两地的记忆。这些资料都非常珍贵，虽然零散，却逐渐还原出抗战期间文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的战争记忆。那个时候，我不遗余力地收集这些资料，似乎心中隐隐就有一种期待：等哪一天时机成熟了，就写写战争时期中国文人的遭遇。二〇一三年初春，我因要去台湾参加杨逵国际学术会议，对杨逵的文学作品很扎实地读了一遍。七八月间，又很认真地编写了赵树理、周而复、柳青、张寒晖、周立波、杨沫、曾克等作家在延安、晋察冀文艺创作方面的资料。也就是说，我在写这篇抗战文艺长文之前，已经有意无意地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苦于各种事务缠身，或者说没有一种机缘，始终没有动笔。

　　今年六月，《中国文化报》“美文”副刊的红孩主任打来电话，说想策划一个有关抗战文学的选题，我一听就兴奋了。在我心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作选题，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作为一名专门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能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做些什么呢？红孩主任的策划将我心中孕育已久，甚至还不很明晰的东西呼唤出来了，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将抗战中的中国文艺展现出来，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一旦产生，便燃烧着我，激发着我，鞭策着我，于是，我不仅欣然应允，而且是满怀激情地构思这篇文章。

　　几天后，红孩主任再次打电话来说：“选题已经得到报社领导的充分肯定，文章一定要写得全面，不仅要写大陆，还要写台湾、香港等地；不仅要写现代文学中的抗战，而且要写当代文学中的抗战；不仅要写抗战期间的文学作品，而且要写包括音乐、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内的文艺。”红孩主任有这样的设想，我非常高兴。“抗战文艺”的选题本身就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现在构思这样的一个宏大而广阔的写作格局就更令我激动不已，我需要这样一次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我决定将文章的题目命名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用“烽火”两个字，是因为我喜欢在战争的硝烟中浸润着一份血色的浪漫。

　　为了能够对抗战文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然而，这么短的时间，即便是对重要的作品重温一遍也是有难度的，但是不可回避的作品不能不读，或者不能不重读。有些作品在图书馆找不到，我就四处搜集购买，阿垅的《南京血祭》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弄到的，艾芜的《南行记》等作品，我是在单位尘封已久的旧书架上找到的，整个六七月间我陷入到狂读文学作品和写作的阶段。

　　在我的案头，还放置着好几个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以及《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作时以便随时查阅。另一方面我在中国知网上下载了大量研究抗战文学的论文。对此，我尚且感觉不足，七月的一天，我再次钻进单位的图书馆翻阅旧资料。这次我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晋察冀文艺史、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抗战时期重庆方面的文艺资料，这些文献汇编，对于我了解和掌握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的动态有很大的帮助。

　　在写作前，我就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构自己的文章。我不想按照惯常的写文学史的模式去写作，想寻找到一种新的写作体例。这些年我尝试着做文学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想着如果从地域入手来结构文章，那么就可以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战文艺地图来。按照这个思路，我在现代部分拟定了：松花江上、长城外面是故乡、南京血祭、武汉：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寒夜中的雾重庆、远涉西南的生命之诗、太行山上、北方的原野、白洋淀里、大江南北、封锁的孤岛、沦陷之城等小标题。其中有个别部分，我没有以地域命名，而是选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来命名，像“压不扁的玫瑰花”“亚细亚的孤儿”，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比这两个意象更能代表台湾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了。因为采用了这样以地域为主的写作视角，我不得不将自己已经写好的一些东西删掉了，像谢冰莹的“女兵日记”。的确，关于抗战文艺，有太多的作品可以进入，选择什么作品进入自己的文章，这是一种用历史眼光来衡量的取舍，也是一种以学术认知来判断的抉择。我未必做得很好，但是我想尽量地表现丰富些、全面些，但是文章挂一而漏万的性质是必然的，这点在我写作前和写作时就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当代部分，我没有继续采用地域的视角来写作，而是用时间来连缀，划分出：风云初记、样板戏中的抗战叙事、追忆中的抗战史诗、新历史主义的抗战故事、人性的光辉与生存之根本、南渡自应思往事、遍地弦歌等小标题来结构文章。关于当代文艺中的抗战叙事，显然是不适合再去用地域来表述。

　　写得最顺的是写抗战诗歌的时候，以诗来呈现中国的苦难和抗争，抒情而浪漫。写歌曲部分时耳旁常常回荡着雄壮的乐曲，尤其是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里加进歌曲《在太行山上》时，那个晚上我的房间里一直都回荡着这首昂扬而抒情的歌曲。然而，在写沦陷之城时，有关周作人在北平沦陷之后的文学创作，是我写得最艰难的部分。现代文学史上这一块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虽读过《周作人自编集》里他的一系列散文作品，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了解周作人在日伪时期的所作所为，为此，我翻阅了大量的研究论文，看了舒芜对周作人的研究文章，才敢动笔。抗战时期，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文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逆转，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之间张弛着诱人的东西，这些都需要我以后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究。

　　这次写作我给自己定下的写作标准是尽量避免学术腔，不要再像过去做学术论文那样，讲究思想的深邃和新颖，追求叙述的四平八稳，而是要有更强的阅读性，拥有更广泛的读者。讲清抗战文艺的格局和整体动态是我的写作目标，摆事实、重叙述是我的写作原则，通俗而富有感染力是我的文风追求。也许这几点，我在现代部分的写作中做到了，而在当代的写作时，还是论说的成分多了些。

　　六月的西安，骄阳似火，七月的西安，天气炎热得让人无法忍受，真想到秦岭山中去避暑、戏水，尤其是到了七月底，我已是处于昏天黑地的状态了。腰酸背痛地坐在电脑前，面前身后堆着山一般的书籍，我坐在桌前敲一会儿字，又把电脑搬到床上，坐在地板上写一会儿。有好几个晚上，几乎是在书堆中迷糊了一阵子，天还没有亮，便又坐在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八月二日晚上十点，我终于交稿了。这夜，西安降下了一场暴雨，雨打窗棂，几分兴奋，几分遗憾，兴奋的是，我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情；遗憾的是，时间太紧迫了，还没有来得及有更多的时间再斟酌文字。这晚，我在电视中看到做客一个节目的两位九十多岁的抗战老兵，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们不怕牺牲，就怕被人忘记。”那时我就在想，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场捍卫民族尊严和保卫国家独立的战争的，更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国而战，而牺牲的人们的！最后，我真诚地向支持我鼓励我的中国文化报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