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走近顾准》想起的(仇必松)

　　最近读了易中天先生的《走近顾准》，唤醒了我一些尘封四十余年的记忆。

　　我跟顾准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73年国庆节前的一个下午，我去看望我的老领导，忘年交，当时从一机部设计总院院长任上受迫害而赋闲在家的陈易时，无意中碰到的。因为顾准跟我互不相识，也从未见过面，在那个对他来说“草木皆兵”的年代，他可能觉得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有诸多不便，于是跟我相视一笑便告辞了。

　　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很睿智的学者型人物。临出门的时候，我只听到他以征询的口吻对陈易说了一句话：“你说是吧？！”口音是南方人的口音，语速好像蛮快的。当时我觉得，他俩大概在探讨一些什么问题，由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而中止了。

　　顾准走后，陈易跟我聊起了他，我才知道他是一位既有经天纬地之材，又有坚韧不拔之志的人物。在我跟陈易多年的交往中，听他嘴里赞扬最多的除了陈云、李一氓之外，大概就要数到顾准了。陈易本身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精明强干、恃才傲物的人，能被陈易称颂的顾准，当然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北京火车站附近黄土大院的陈易家，曾经是顾准常去的地方。但在逢年过节，或者有重大活动的日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不能外出，不能来陈家的。

　　1974年底顾准逝世那天，我正巧去看望陈易。陈易刚从医院送别顾准回家，于是跟我谈起他和骆耕漠等一帮好友拟为顾准筹划开追悼会的事。在那种乌云压城城欲倾的政治形势下，我怕这些“老运动员”们会因此又受摧残，于是对陈易说：“这追悼会如何措词呢？”他被难住了。后来我说，“要是想说的不能说，而能说的又不想说，倒不如像武则天的无字碑，干脆什么都不说算了。”后来我听陈易讲，出于无奈，大概也就为顾准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顾准和陈易可说是莫逆之交了。他们解放初期相识于上海，顾准掌管着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大权，陈易掌管的是中国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华东地区的纺织工业大权，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副局长，因为局长刘少文有其他重要职务，所以陈易是局里实际主持工作的人。

　　大凡有才气的人，总也会有傲气。陈易和顾准一样，也是才高八斗，也有傲气，自然也就会“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于是也同样一生坎坷，也是位郁郁不得志的悲剧性人物。

　　陈易执掌华东纺织管理局的时候，年方30出头，可谓少年得志，但与刘少文关系没有处理好，“三反五反”打老虎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陈易从华东局到北京后，好几个部委都抢着要他，结果被黄敬抢到，到机械工业部当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陈易能言善文，又露锋芒，被人称为“一机部的王熙凤”，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听到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整的消息，他愤愤不平，于是顺口吟了两句韩愈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被人告密后，在“反右倾”中又受到批判斗争。

　　1965年，陈易被贬到我们这个副局级的一机部设计总院当院长。

　　“文革”开始后，像陈易这样的“老运动员”，自然是首当其冲了，他也肯定“很不理解”，在他当时赋的诗里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亦负戈从南北，而今惭愧作楚囚。”

　　陈易也是铮铮铁骨，威武不能屈，一身正气。“文革”开始后，设计院的造反派对他的批斗非常凶狠，还将他刚进初中的女儿陈小群找来“揭发”他。因为他有严重的痔疮和脱肛的毛病，“喷气式飞机”坐得外裤都染红了，但一下批斗台即又高视阔步。我有几次听说，参加批斗他的人刚散会，看到被批斗过的陈易已经从甘家口商场转过一圈回来了。人们纷纷议论他的耐抗压性和心理素质超强，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运动员”。

　　陈易工诗词，时有吟诵。有一次他跟我聊起一副有趣的对联：“胡风沙千里，徐步骆耕漠”。将前文提到的骆耕漠，和胡风、沙千里，以及当过南京和西安市长的徐步，这四个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即成了一副妙联。

　　诗言志。陈易的诗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却也为我们两个人结成忘年交搭了桥。

　　我对诗词并不懂，但在设计院那个都是读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许算矮子里的“长脚”，所以造反派头头有一次要我在会上批陈易的“反党”诗词。因为我也确实看不出他那些诗词有什么反党的味道，于是只是从艺术层面作了个发言，并没有像当时很多人落井下石那样恶狠狠地上纲上线，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陈易隔离后期，一天晚上我在百万庄一个小树林里碰到他练太极拳，我看他练得一点都不得要领，太离谱了，于是给他讲了些练太极拳的要领，并纠正了几个动作。“战备搬迁”的时候，我们机关连锅端，1970年搬到安徽蚌埠原来二机部弃用的一个学校后，将当时安徽省为数很少的一个400米跑道的标准操场改成农田菜地，让我们这些“臭老九”们走“五七道路”。在大院里干农活的时候，我跟陈易接触交流的机会多起来了。在设计院“抓516”运动后，调整单身宿舍的时候，经陈易运作，我们两个人住在了一个房间。

　　我在跟陈易朝夕相处的近两年时间里，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感觉不亚于读了两年“杂家专业”的研究生。我对陈易敬若师长，称呼从“老陈”改为“陈老”，书面则称之为“陈公”。

　　随着我们两人关系的不断升级，两个家庭之间也有了互动。上世纪90年代初，比我母亲还大两岁的，住在上海的陈老夫人方文的姐姐赵佩，还执意认我做她的义弟。

　　我想，对顾准和陈易这些对党和人民事业殚精竭虑的旷世奇才，如果能让他们人尽其才，如果能对他们的意见从善如流，那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