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之五］（刘 宁）

宗 璞

严歌苓

　　新历史主义的抗战故事

　　《红高粱》作为承接已经中断很久的土匪抗日小说传统，它突出的意义还在于把历史意识根植于民间的文化视角上，从民间的角度切入历史，向人们展示正史无暇顾及或忽略的民间人物和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在十七年抗战文学的叙事中，往往是将草莽英雄安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塑造的，这样就会赋予这些草莽英雄非常鲜明的阶级意识，曲波写的《桥隆飙》就是讲述这样一个土匪抗日的故事。《红高粱》里的余占鳌则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在余占鳌身上没有明显的阶级意识，他是完全根植于民族历史的最低的那个层次——民间。以民间的方式去观照抗战，这群草莽英雄打日本是源于一种民族自身而来的内在驱动力，和生存受到侵犯的一种反抗意识。就此而论，《红高粱》不仅在主题上有了新发展，英雄的头衔也落在一个土匪的头上，这都是相当巨大的创新意识的呈现。除此之外，莫言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上，如多种感官的调动，鲜明的色彩描摹，以及山东高密一望无际的红高粱，野蛮带有戏谑式的民间颠轿习俗，充满原始力的象征手法，构成了《红高粱》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除了土匪抗日小说以外，还有一些反映战争期间的乡绅、官宦、商贾等有产阶级思想状况与行为的小说。尤凤伟的《五月乡战》即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乡绅抗日小说。主人公高凤山是个地主，但是在乡下人心目中却是一位正人君子。当日军抓住他与其他四个老百姓时，他说，“要顶住，别丢中国人的脸。”而当敌人要他们中间三人去抵死的时候，他又叹口气说，“我是这里面岁数最大的，死的就算我一个吧。”小说颠覆了传统的士绅阶层的形象，赋予了这个社会阶层民族精神和自尊感。小说在英雄主义的基础上交织着浓烈的人情味和人性色彩，从而使这篇小说表现出与传统抗战叙事不同的精神风貌。

　　温靖邦的《虎啸八年》在二○○五年出版了前三部，这部小说对传统抗日小说的话语系统进行了一次超拔和突破。小说对蒋介石集团不抗日或不得不抗日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研讨。就此而论，作者表现出非凡的创作理念。而在艺术表现上，《虎啸八年》拒绝戏说历史，笔下人物几乎个个都有出处，著名人物自然不必说，就连名不见经传的连排军官和普通士兵都是真实的。

　　然而，对传统历史观最大的颠覆，还不在上述作品里，而是下面我们要谈到的《亮剑》这部作品。比起都梁的《亮剑》来讲，似乎莫言的颠覆性还是有限的。一位共产党的军事干部李云龙，一生经历了无数次战役，和国民党军官楚云飞之间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动辄骂人的粗暴习性，都表明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这部小说最大的突破就是将英雄还原为人，李云龙做事我行我素的风格，没有文化，“泥腿子一个”的事实都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有严重缺点的人物，但是他却很会打仗，几乎是每战必胜的经历又给予他耀眼的光环。李云龙的出现结束了文坛上抗战英雄高、大、全的形象，赋予了草莽出身的李云龙以人性的诸多缺点，而正是这些缺点才显得人物真实可爱。都梁颠覆了共产党军官的形象，塑造出一个真实、丰满的新人物形象。此类小说如权延赤的《狼毒花》里常发“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酒和女人是革命队伍中严禁的东西，却是常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这正如作者所说：我崇尚原始的美。自然常常违背常理无穷无尽地创造殊物。新历史主义从神灵般的英雄人物回归到普通人，这正是人性的复活和张扬。

　　南渡自应思往事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女作家宗璞开始创作《野葫芦引》里的《南渡记》，历经二十三年，先后完成了《东藏记》和《西征记》的写作，还有一部《北归记》正在紧张的创作中。其中前三部小说中的《东藏记》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三部小说彼此联系，但又单独成书，主要以明伦大学在战时从北平迁往云南昆明的事件为主要线索，讲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宁死不屈，保存民族文化的事迹。《南渡记》取名陈寅恪教授所吟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诗句，小说开篇由卢沟桥事变写起，继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时奉命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迁校，引发了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心理的动荡，以及为保存民族气节而作出的牺牲。《东藏记》大概取战乱年间，西南联大师生东藏西躲之意。《西征记》以中国远征军远征缅甸为核心，写书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西南战事。这四部曲小说之所以以“野葫芦引”为名，在作者的一段有关“野葫芦的心说”里讲得非常明白：这是大山里的传说，一个原始的，毫无现代色彩的传说。每个孩子都会在村子里认领一个葫芦，然后在葫芦上刻上自己的名字，然而日寇的侵入，杀害了在这些野葫芦上刻名字的孩子们，打破了中国人金灿灿的梦想。这四部曲的“野葫芦引”系列小说表明：“祖国这个至高无上的词，是明白贴在人心上的。它包括亲人、故乡，包括民族拼搏繁衍的历史，美丽丰饶的土地，古老辉煌的文化和沸腾着的现在。它不可更换，不可替代。它令人哽咽，令人觉得流在自己心中的血是滚烫的。”(宗璞《南渡记》)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三部小说前面都有作者写的六支散曲，文末有尾声，这七支曲子将三部小说的总体内容概括在内。如第一曲【风雷引】百年耻，多少和约羞成。烽火连迭，无夜无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第二曲【泪洒方壶】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

　　宗璞现已出版的这三部小说结构严谨合度，情节暗设玄机，人物丰满真切，把人心正气、亲情友爱、生死别离、世情百态、众生之相，把中国高校知识人群的群体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命运刻画得栩栩如生。令我们流连忘返，不能自已的是作者娓娓道来的叙事，优美典雅的文笔，以及充满中国古代诗词的味道。还时不时穿插一些人物独白的篇章，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多元化特性。这些独白带有极强的主观抒情性，文笔散淡、隽永，可谓是上乘的优美散文。据作者陈述，一九八八年，她独自去了腾冲，这似乎是宗璞代书中角色奔赴了一次滇西，但见“驱敌寇半壁江山囫囵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升地表”。这时，作者似乎认为自己才对历史有了一个交代。

　　抗战十四年，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中华文化的火种得到了延续和保存。沿海大学和一些优秀的中学与技术职业学校，大半迁徙到内地，于空袭警报声中读书声不断。西南联大如此，西北联大亦如此。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正是他们担当起战争结束后，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在此意义上，宗璞创作的“野葫芦引”系列作品讲述了保存中华文化火种的过程，意义不可低估。

　　人性的光辉与生存之根本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创作的小说。作者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中华民族集体罹难的一次惨痛记忆。南京城里到处是残垣断壁，血与火交织在一起。然而，严歌苓无意描述这些外在场景的惨烈，而是将镜头对准一座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美国天主教堂，英格曼神父等教职人员对二十一个中国女学生负有监护之责的事情。十三个风尘女子的到来，打破了教堂的纯净和静谧，但是在日寇要求女学生到日军司令部去庆祝圣诞之后，教堂里骚动了。日寇谎言的背后隐含着对无辜的生命任意杀戮和女性人格的侮辱。而一次灵魂的救赎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教堂背景下的空间里和十三个以卖笑为生的妓女中间。秦淮河畔自古流淌着六朝脂粉的遗韵，然而秦淮义妓，如李香君者更是不断涌现。严歌苓将这群秦淮烟花女子放置在战争的背景下，让她们的灵魂伴随着她们替吟诗班的少女们赴死之际，而得到了飞升。在严歌苓看来，“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不言而喻，在女性如水的世界里，闪烁着光辉的人性。从小说《金陵十三钗》到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转换，张艺谋完成了不同艺术形式上的置换，张艺谋在重新塑造这群金陵青楼女子时，仍然使用了他一贯所擅长的色彩元素，妓女们身着五色旗袍中尽显女性的妖娆；教堂的窗户上悬挂着一块五彩斑斓的玻璃，这是一个万花筒，里面包含着无数的绚丽和神秘，更是一个女孩儿多彩心理的外在显现。除此之外，张艺谋还添加了苏州评弹等文化元素，吴侬软语的运用，增添了影片的地方色彩，女主人公一口流利的英语，又赋予了作品世界文化的味道。

　　如果说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绽放了人性的光辉，那么由小说家尤凤伟的《生存》改编成的电影《鬼子来了》则表现出抗战文学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日本鬼子来了”，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次集体的精神创伤记忆。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汲取了小说《生存》的精华，延续了“生存”这一思想，并且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上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探索，给予了影片更深藏的意蕴。《鬼子来了》以小叙事框架展现小人物的悲剧命运，对村民们不理解社会整体的变化，而只是想依靠自己弱小的力量来处理巨大的战争变故，充满了忧愤哀伤的感情。电影中有一些幽默的片段，在导演心里，是希望借助喜剧的氛围来反衬出影片悲剧性的结局，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到悲愤。被俘的鬼子希望通过对村民进行辱骂，求得速死，但是翻译偏偏将这些骂人的话翻译成求饶的语言。如此一来，影片《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新历史主义电影，其中用精湛的影视语言将黑色幽默刻画得更加尖锐，让人们在欢笑中迸发出悲痛、愤怒与哀叹，于是，更增加了故事的主题深度。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地道战》、《地雷战》、《鸡毛信》、《狼牙山五壮士》、《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这些经典的电影开始，电影艺术在表达抗战主题时从来没有像《鬼子来了》如此有深度，如此充满黑色的幽默，如此的让观众在笑中含着眼泪。因此，这是一次影视界对抗战题材的作品进行重大突破的有价值的尝试。

　　遍地弦歌

　　今天，抗战胜利已经七十周年了，对于那场造成无数中国人心灵创伤的历史如何回忆？这是许多经历那场战争的人们，一个时常萦绕心头的问题。“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这是《巨流河》作者台湾著名女学者齐邦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的句子。

　　《巨流河》是一本奇书，齐邦媛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的个人和家族的经历，从家乡的巨流河记述开始，写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从抗战期间举家四处流亡，自己在乐山、沙坪坝的求学经历，写到赴台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生涯。这部回忆录包容了齐邦媛六十年来的生命和生活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缩影。在作者的描述下，在巨流河的两岸生活着齐邦媛的家族，这里有着丰饶的大草原，世代在此居住的人们有着倔强不屈的精神。但是从清末开始，东北三省一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就是内忧外患的所在地，国势的日益微弱，引来接壤数千里的俄国边患和日本的侵略。作者出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从辽河到长江，从岷江到大渡河，在敌人的炮火炸弹下，唱着“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的歌曲流亡。卢沟桥战火扭转了现代中国的命运，也斩断了作者的童年梦想，从南京逃亡汉口，又从汉口逃到湘乡，漫山遍野的难民大军——铁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溃散的散兵游勇及不愿做奴隶的热血青年四处流散。作者在抗战的炮火之中，坐船沿嘉陵江而上，就读于南开中学，从此之后，抗日烽火中，弦歌不断。《巨流河》以如椽巨笔回顾了现代中国史洪流中浮沉人事，描述了自己的父亲齐世英，好友张大飞，老师朱光潜、钱穆等人，尽管这些只是在抗战中所受到伤害的千万个中国人中的抽样，但是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却有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召唤着齐邦媛维持着生命的秩序和尊严。那就是“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目击成诗，遂下千年泪。”《巨流河》见证着一位女性学者对历史的记忆和思考。回想铁石芍药的故乡，深邃无尽的哑口海，波涛滚滚的巨流河，有一个洁净的声音在呼唤，这是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中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那就是齐邦媛对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

　　无独有偶，台湾著名的文学家王鼎钧此时也写下了自己的四部曲回忆录，分别是《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以此追述六十多年前，自己少年时期，从山东向陕西流亡的一段个体生命历史，但是在这一个体生命史中同样凝结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作者从故乡兰陵写起，讲述自己跟随国立二十二中学西迁。国立二十二中是真正的流亡学校，二十二中的学生是真正的流亡学生。他们沿途为当地老百姓送去现代文明。校医为当地百姓看病，流亡学校接纳当地青年上学读书，而当地的群众往往以竖碑建庙，编小曲大鼓的方式为这些对乡里作出贡献的人们给予纪念。

　　作者在描述自己的流亡生涯之际，牵动抗战的大动脉，不仅讲述山东失守后，难民的流离失所，还穿插自己的五叔在西南滇缅地区作战的过程，更将视野放置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下，讲述一九四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国际态势。同时也描述了这年中国军队在缅甸和英军并肩驱逐侵入的日军，攻克孟关，把侵入滇西的日军驱逐出去，光复了龙陵、滕冲，巩固了滇缅边境的战况。展现了在缅甸的野人山，战况非常危急，然而，中国远征军无一人投降，无一人叛逃的民族气节。

　　当王鼎钧写作这四部曲时已经进入人生暮年，回忆则像是一袭微光，或者是一个望远镜、抑或是一个显微镜，作者在六十多年前的那场艰难困苦的颠沛流离之中，视自己如同一枚小小的棋子，既体味了流亡学生的生存境况，又见证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遭际，从细部看到抗战中的社会百态。作者写道：“我还需要阅读。我读战史、方志、名人的回忆录，我从那些书里没找到多少可用的材料。我说过，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不愿笔生花，但愿笔发光，由我照亮某处死角。”显然，作者以此陈述了自己写作这部回忆录叙述抗战往事的动机，或者说是使命所在。

　　毋庸置疑的是，如今，抗战已成历史，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留下中国人多少伤痛、眼泪，留下多少人性的丑恶和光辉？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文艺”并不能穷尽所有的抗战文艺，它挂一而漏万的性质是昭然可见的。为此，我不住地叹息，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又怎能穷尽？历史的一角，或者历史的一个画面，总会在这些作品里浮现着。故此，我为自己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文艺史做了一件事情，而欣喜不已，我也非常感谢那些为我写作提供方便并将拙文发表出来的人们。

　　回首望，七十年前的中国抗战，我是如此的悲伤，因为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也是记载中国人民抗战记忆的世纪。面对十四年来的抗战，如今死者静默，而如果生者不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还会渐渐被后来人遗忘吗？我想，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那段血与火纷飞的岁月！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