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历史担当(向继东)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实力派作家林家品的小说 “抗战三部曲”，即《老街的生命》、《兵贩子》、《雪峰山决战》。这三部小说都有作者独到的视角，写得朴实感人、耐人寻味。

　　《老街的生命》是一部完全写实手法的小说，真实再现了1944年日军入侵湖南新宁白沙镇的屠杀罪行。作家在该书扉页上写道：“这是一部小说，但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那些惨死在日本兵手里的生命，用他们生前的话来说，是‘既没撩日本人，也没惹日本人’，几乎没有被屠杀的起因，但他们就是被集体屠杀了——而集体屠杀的手段，比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被屠杀的乡民生活在偏僻山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人再去提起。不但连墓碑都找不到一块，就连新修的家谱中，也最多只是一句：殁于某年某月。”这不仅仅是白沙镇人的失忆，也是整个中国人的集体失忆！长期以来，因为自己也因为人们对战争死难者的漠视，就是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直接动因。

　　1944年9月，日本侵略军自长沙、邵阳打到新宁县白沙镇。白沙是林家品的故乡，他母亲亲眼看到，就在他家那个叫“盛兴斋”铺子后面的菜园子里，七个正在摘辣椒的妇女被两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在篱笆旁，其中一个孕妇还被日本兵用刺刀划破肚皮，将血淋淋的胎儿挑在刺刀上。林家品的母亲背着他二哥逃难，躲进一个破庙时，被一个日本兵用刺刀逼住要“花姑娘”，母子俩险些丧命。一个往新宁开来的整团的中国军队进入在老街附近埋伏达六天六夜之久的日军伏击圈，全部被杀害。日军不但一个俘虏都不放过，就连事先进入伏击圈内被控制的老百姓也全部杀掉。白沙镇老街前那条日夜流淌的扶夷江，被死尸堵塞得水流不通……所有这些真实的事件，都是林家品母亲和他大哥的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林家品每年都要回故乡一次，站在扶夷江边，他似乎看到了那满江横尸的惨景。如今在一处被开发为旅游洞景的地方，更使他浑身战栗，因为那洞中当年躲藏的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全部被日军用毒烟熏死了，共计有2850人……

　　读过这部小说，我想起褚孝泉先生发表在《随笔》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成历史的罪责》。褚先生在文章中说，日本人为什么至今不承认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就因为我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把纳粹德国的战争屠杀罪写成历史。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通过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的那场“轰动世界”的大审判，把纳粹的“战争屠杀罪”写成了历史，于是才有后来德国勃兰特总理在华沙那著名的一跪。

　　什么时候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也能有德国总理在华沙那样的一跪呢？这就要看我们的历史学家怎样去努力了。战争结束70年了，人证物证渐少，但关键是我们要一点一点地去做，如果还指望什么“洋人日记”当救命稻草，那真是我们这个民族莫大的悲哀了。

　　据统计，西方至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史学专著有几千部，发表的论文的数量竟达十余万篇，涉及的语言有一百多种。而我们有多少呢？尽管当年的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统计出全国军民伤亡总数为2226万多人(未包括台湾与东北三省)，直接经济损失近1000亿美元；但该“委员会”工作只开展到1947年，因国共内战又起，调查工作就停止了。1949年以来，我们所谓的历史研究学术刊物，几乎都是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性质问题等等长篇大论，而很少有关于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专题文章。1949年后历史著作出版也不算少，却没有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对日军罪行的实证研究。褚孝泉先生说：“今天，对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份来历清楚无可辩驳的牺牲者名单呢？我们应该是能有的，只是在还可以做这样的调查时，在证人和证据都在时，似乎没人对此感兴趣。……都知道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有什么要多说的呢？ 现在到了和日本的右翼较量时，我们的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令人沮丧的单薄，结果我们对日军的指控落到了被人称为‘感情回忆’的地步。”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中国是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可是我们没有写好这部历史。要讨回历史的公正，让抗日战争中千百万死难者能安息，最有效的恐怕首先是做好信史实录的工作。

　　林家品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以文学的形式这么做着，写出《老街的生命》这样的力作。然而，《老街的生命》毕竟不是历史，也不能代替历史，即便是写成《辛德勒名单》那样的经典之作，也还是文学。林家品的意义就在于：他打破了我们贫乏的抗日文学创作模式，一反过去那种“英雄颂歌”的传统手法。写的不是我们的胜利，也没有所谓的英雄人物，有的是2800多名见面就是“您老人家好”的淳朴的中国人死在日寇屠刀下的惨景，直接把这场战争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展现于世了！在《地道战》、《地雷战》等经典抗日文学里，敌人总是笨拙的愚蠢的被嘲弄的，而在林家品的作品里，敌人却是狡诈而又凶残的。这部《老街的生命》也是林家品作为一位小说家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担当而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