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经验之诗”(王光明)

　　十几年前，在《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这篇论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的论文中，我曾经通过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写作的中断与失效、公共影响力的降低等现象，讨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诗歌“向历史和文化边缘滑落的阴影与压力”，论述过“非诗的时代”与“展开诗歌”的辩证关系。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诗人面对后工业社会的诸多景象，已经习非成是，由焦虑不适到习惯成自然，紧张关系或许有所缓解；但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的边缘化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只不过，现在推动诗歌边缘化的力量主要不是传统的威权，而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控的消费逻辑，以及网络时代的“眼球”效应。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体制内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体制外的接济也不缺少，诗歌的外部条件已经显著改善。无论是诗歌刊物与诗集的出版，还是这样那样的诗歌活动和评奖，早已是数不胜数。加上雨后春笋般的诗歌网站、诗人博客和读者微信群的迅疾传播，中国诗歌的“繁荣”可谓盛况空前。

　　但另一方面，诗歌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中被广泛消费，诗歌的尊严、荣誉开始在市场温热的怀抱中变泛、变软、变低、变轻。诗歌不仅是见诸新楼盘与旅游景点的广告，也有附庸风雅或借诗谋利的。有钱的，出诗集和开研讨会都不困难；没钱的，也可以通过博客、微信或“诗歌事件”在诗歌圈子混个熟脸。

　　而在读者一面，早期新诗把诗歌写作看得过于容易与简单(朱自清的观点)，细读的习惯本来就没有养成，在如今诗歌泛化的时代，对“诗歌事件”与诗人奇闻逸事的兴趣，常常超过了对优秀诗歌文本的期待和品读诗味的兴趣。

　　不是说没有好诗人和优秀的诗歌文本，我们这个有几千年伟大传统的诗歌国度，永远不会缺少诗才和杰作。而是说，商业化时代“非诗”的力量，不是扼住夜莺的歌喉，而是让夜莺与八哥、鹦鹉、画眉同台歌唱。当然，我们不必完全消极地对待商业社会的“过度消费”和“抹平”后果，也应当看到其不无普及诗歌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非诗的时代”与其说给诗歌写作与阅读制造了困难与混乱，放逐了诗歌，离散了诗歌，降低了诗歌，不如说它考验了诗歌，成就了诗歌，让诗歌获得了反省与自我调整的历史契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另一面也是大浪淘沙、火炼真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非诗的时代”也正是检验诗格和人格的时代，让诗歌赢得新的生长、新的可能性的时代。

　　虽然取得公众社会普遍认同的诗人诗作，或许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新世纪涌现的优秀诗人、诗作，并不逊色于以往的时代。假如我们把想象、探索社会和人生经验的诗归为“经验之诗”(大部分的言志抒情之诗都属于这个类别)，把实验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展延之诗称为“衍生之诗”(如从卞之琳到臧棣演绎智力与语言互动相生关系的“虚境”诗作)，可以说，这两类诗歌写作都在新世纪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

　　仅就一般读者和评论界比较熟悉和容易理解的“经验之诗”而言，那些关怀灾难(如地震)和民生(如转型时代普通人的困窘和“新劳动者”的命运)的诗作，因为凝聚了公众社会的感受和情绪而备受瞩目，诗歌的道德感与担当精神也被人们重新提起。但远不止于此， 不少表现和对应我们时代的混杂经验，显示了诗歌消化“杂碎”式后现代经验的能力的作品，不仅体现了诗歌对于时代道义上的承担，也体现了诗歌艺术的可能与活力。这方面，欧阳江河近年发表的长诗《凤凰》具有代表性。它衍生于一件工业垃圾制造的同名装置艺术品，用语言与想象“给从未起飞的飞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这首诗既让人们穿行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也让人们沉吟于天空与大地、神话与垃圾等悖论与纠结之间，凤凰意象最终成了人类处境与心境的象喻：

　　凤凰把自己吊起来

　　去留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

　　以《凤凰》为代表的写作给当代诗歌重要的启示是，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人类的经验已经发生诸多变化，诗歌必须接纳正在发生的陌生经验；同时必须不断探索表现各种经验的艺术手段，寻找对应混杂经验与情感的语言结构。

　　这种经验与艺术的双重自觉，在新世纪地域诗歌的写作中，得到了最为生动和有说服力的体现。

　　地域诗歌的写作，在现代汉语诗歌中并不少见。因为这是诗人最熟悉、最称心的经验空间。它往往是诗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山川河流，风俗人情，都给诗人留下永恒的记忆，成为他写作与阅读最主要的背景。但以往大多数的地域诗歌，要么是闯入者对异地风情的猎奇，要么是游子寄托乡愁的温床，它永远是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优美而伤感的，呈现的不过是对故土的主观感情，而不是独特的地域经验本身的诗意，独特的地域经验和它的灵魂、气质反而被固定的抒情观点遮蔽了。而新世纪的地域诗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改变了地域写作的主观视野，努力呈现地域特征与精神气象的一致性，一方面使地域经验“肉身”与“灵魂”互相依存，另一方面，避免了抒情观点与呈现方式的简单与狭隘。

　　在表现地域经验较有成就的诗人中，浙江的潘维、江苏的朱朱、云南的雷平阳的作品都值得注意。朱朱诗中的“清河县”和南京小巷，潘维笔下的“鼎甲桥乡”“太湖”与“苏小小墓”，都通过许多历史细节的地域意象把我们带回到文化记忆中的江南，就像《无边风月》中的诗句：“无边风月，像一块墓碑/像桂花所培育的影子/用绣花鞋在世间绣出难言的火焰”。诗人不仅写出了旧时代江南的唯美与颓废，也捕捉到江南事物独有的情调与氛围。我曾在2006年的“中国诗歌年选”中专门选过潘维几首关于雨的诗，希望人们关注江南诗人精致的想象力，以及在自然与现实之间建立的独特关联。其中《春雨》最后两节写道：

　　除了美，还有哪一件事物

　　可以浇灌我们的微妙之心；

　　无论柳风桂雨或枯枝败叶，

　　孤独都会引领我们穿过狭窄的甬道

　　进入现实的外科病房。

　　玻璃或蓝宝石的后裔：春雨

　　我想说，你为环境做的手术

　　那么干净、简洁，超然于革命和贫穷

　　——从西湖里捞出的小肉虫

　　粉红，可爱，像春卷

　　在这里，无论把春雨比喻为“玻璃或蓝宝石的后裔”，还是从它联想到西湖的“小肉虫”或“春卷”，都体现出江南气质和想象风格，而自然之美不仅是现实的参照，也是疗救者的想象，呈现了诗歌想象介入现实问题的方式与可能。

　　而云南诗人雷平阳，则在《亲人》一诗中幽默地宣称：“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它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它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它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所谓“像针尖上的蜂蜜”“逐渐缩小”的感情，实际上是所有的感情经验的凝聚，甜蜜而又锐利。而在表现这种感情经验的诗篇中，如果说潘维通过江南雨水写出了江南独有的情调；那么，雷平阳通过云南的河流写出了边地山河与人民的庄严与神圣，譬如他的《河流》，给人一种罕见的力量和神圣感，“有些沉默不可以骚扰，不可以抵押上/众多弱势者的悲欢；有些河流/像一支孕妇的队伍，它们怀着胎儿”。又比如他去年发表的长诗《渡口》，自然的苍茫与人生的仓促交织在一起，让人沉思，令人肃然。

　　这些“肉身”与“灵魂”互相依存、互相彰显的地域诗歌，为表达真实丰富的“中国经验”找到了源泉，也找到了出口。无论是欧阳江河探索诗歌表现矛盾复杂的混杂经验所取得的成果，还是潘维、雷平阳、朱朱等一批边缘诗人用新的抒情观点和语言策略书写地域经验所取得的突破，都为拓展我们时代的“经验之诗”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这些成果和艺术突破也向我们表明，“非诗的时代”也是一个默默耕耘，追求自己的诗歌理想的时代。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