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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难度(刘秀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8月17日09:35 来源:中国作家网 刘秀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20世纪 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藉由台 湾学者齐邦媛之感慨,我们便知道,对于抗战历史的疏离,不独独是大陆文学的问题。

  多么悲哀与无奈。不过才70多年而已,这段并未完结的历史已经散逸得难以追述。“纪念”,便是这湮没与遗忘的对抗。于今日而言,哪一种纪念的方式能比文学走得更深远更长久呢?

  然而,自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的儿童文学寥寥,相对于鲜活的当下生活和无羁的幻想文学,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显然没有向历史题材领域做深一步的探 触,提及起来,还是要历数《鸡毛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等早期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虽有三两部,且颜一烟的自传体小说《盐丁儿》还改编成了广播 剧和电视剧,但并没能打破这种沉寂。

  转过一个新的世纪,儿童文学作家似乎萌发了对历史的叙述热情。除了张品成这位以书写革命历史题材见长的作家之外,一批年轻作家都出人意料地创作 出了抗战题材的小说。今年以来,更多的作家加入到了抗战历史的写作中。这让我们充满了期待:对这段灾难深重的历史,他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被湮没 的战时儿童生活,他们如何穿透70多年的迷雾,给予鲜活的重现?会有什么震撼人心的故事?同时,我也非常担心,作者进入历史的深度如何?选择的角度是否巧 妙?还有,面对厚厚一摞作品,这一本和那一本会有什么不一样?

  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与丰盈的生活情状

  几乎不约而同地,作家们选择了“故乡叙事”,以回望的、缅怀的情绪,在书写抗战的同时极力表达对故乡风俗人物的怀念、对吃穿百事的留恋以及对故 乡文化性格的理解。甚至可以说,作家们由此完成了一次对故乡的集体抒怀,这浓郁的乡愁、文化的哀叹似乎在他们其他的作品中还不常见。

  薛涛的童话和小说往往具有一种超越性,充满强烈的隐喻色彩,少有像《满山打鬼子》《情报鸟》这样写实千里冰封的东北大地。时代的潮流不断地冲刷 大上海,作家们尽力用文字为老上海拍照留念,殷健灵在《1937·少年夏之秋》中所写的上海日常生活情状,大概比她任何作品都要精细到位,在这之前,我们 似乎不觉得她是个会写“老上海”的作家。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因为带着对父亲深挚的悲伤和怀念,写到父亲和自己共同生活的山东老家时处处充满深情,缓慢 而富有耐心地描摹故乡风貌,这是她之前作品里少见的地域表达,以现实主义笔法写出了与浪漫主义的“红高粱”不同的高密。衢州的历史是毛芦芦有意识地寻觅多 年的,《如菊如月》的前半部称得上是这个浙江小城宁静而富有韵致的挽歌,明显比她之前同类题材的创作更加从容和丰满。以书写都市校园生活为主的汪玥含,也 在《大地如歌》里表达了对家乡淮剧的熟稔,一招一式透露着她对此地文化的自豪。赵华的《魔血》把抗战历史和太平天国在四川的历史贯通起来,也算是一种尝 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雷的《将军胡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将军胡同》是“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写出来的”。作品里的吃喝玩乐、言行举止处处透着 北京文化的情韵,对作者来说,北京文化不是背景,不是捎带着的表达,而是小说的主旨。在史雷笔下,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并不抽象,它凝结在“天棚、鱼缸、石 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生活追求中,相融于邻里朋友之间的信任、互助、谦让、有礼等善行上。“玩物丧志”的图将军败光了祖上的家业,却不曾丧失孝 顺、诚实、善良、乐观、刚直的性格,虽是个从没上过战场的“将军”,在家国意识上却不曾有一点儿含糊。小说充满“玩物”,人物故事也都围绕这些玩物来结 构,图将军跑到东直门去买一点儿冰块,为的不过是借一丝儿凉气,让病重的母亲喝上一口正宗的酸梅汤,为了这份“地道”,他最终在家门口与日本特务同归于 尽。小说在自然流畅的关于“物”的叙述中铺垫着人物的命运走向。对这些看似无用之物的钟爱与不舍,透露着人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情致的追求、对自然万物 之美与趣的发现和体味、对天真童心的尊重和守护,是生活美学在俗常生活里的具体体现。

  日本人来了,生活的恒常之美被打破了,人们不得不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可以说,从日常生活进入抗战叙事,是大多数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 选择,这些作品也因此而具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相比之前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它们对于生活本身的诗意有了更自觉、更丰厚的表现,也因此从早期那种硬 朗、明晰、爽快的风格,转变为一种富有诗意的、含混的、复杂的讲述,同时,原本单一的政治伦理也与家庭伦理、乡村伦理等多种价值体系相互交融,带来更加完 整、丰盈的历史书写,人物的情感也更加丰富。

  “战争”与“儿童”构成叠加的难度

  写好战争题材已经面临很多史学和技术的难题,要在“儿童”这个方圆之内,把复杂多面的历史转化为简洁的、读者可理解的叙述,把尸横遍野、血流成 河讲得不刺激感官却能震撼心灵,其艰难可想而知。不惟在中国,整个世界儿童文学史中,也无非仅有《太阳帝国》《铁丝网上的小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以及 《铁路边的孩子们》(一战背景)等几部备受称赞的作品。即便如此,还有评论指责《太阳帝国》“以儿童为中心削弱了战争主题的严肃性”。说到底,是因为战争 具有彻底的“反儿童性”,在这个恐怖而无所适从的世界,孩子将失却他最为重要的“安全感”。

  矛盾的是,战争又几乎是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儿童热衷模拟的游戏,以至从简单的对抗演变为现在逼真的、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的网络游戏。其 实,他们所钟爱的并非真正的战争,而是经由战争故事所“讲述”出来的战争,是战争故事里的英雄、正义、力量、勇气、智慧、激情吸引着孩子,无论是《三国演 义》还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孩子都是忠实的拥趸。然而,“红色经典”之后,我们却没有多少能在孩子中间传阅的战争故事,青少年对于 战争的热情基本上都倾泻到了网络游戏中。

  那么,如何以严肃文学的方式向孩子讲述历史和战争?这是最深刻的教育,却是最艰难的艺术。

  要打动现在的读者不容易,他们已经“见多识广”,面对关于历史的雷同讲述,他们心怀质疑、排斥、颠覆甚至嘲讽,读者和作者之间达不成信任契约。如果不想沦为“抗日神剧”,作家必须要有充足的“史识”准备和讲故事的能力。

  抗战题材的小说,首先要有个好故事。战争和故事具有天然的亲缘。人类流传最为广泛和长久的故事,往往由战争催生;另一方面,战争也藉由故事存 在,人类历史大大小小的战事数不胜数,那些能童叟皆知的,往往经由故事而流传。比如希腊诸神之战,比如三国之战,历史与文学谁更是本体,似乎已经难以辨 析。抗战历史也一样。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不是谁都能进入浩繁复杂的历史研究,他们认识自己民族、记住民族历史的方式,大多是经由文学故事。

  能看得出,这些作品在故事的结构上非常用心。《少年的荣耀》以沙良的生日礼物小锡枪作为引线,带领读者钻进被日本人占领的大木吉镇,也就自然而 然地进入了故事。当我们快要把这支玩具枪遗忘的时候,在结尾处,弟弟沙吉“打响了他手中的枪,他用想象中的子弹,一共射出了两枚,一枚射向潘子厚的心脏, 一枚射向潘子厚的脖子”,而这正是沙吉的母亲被日本人所射击的部位。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中,作者自觉避开了与日本人的接触和战斗,把笔力集中在国民党 远征军从缅甸战场溃败后,几个士兵以不可想象的磨难穿越原始丛林的故事。这一队人马最后只有“小虾米”活了下来,整个故事,几乎就是一路的死亡。可是每个 人有每个人的死法,并不刻意。张品成的《水巷口》中,看到最后燃起的那场与日本人同归于尽的大火,我们才对男孩马起方的转变释然。

  所以,抗战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单靠作家的“想象”能够完成的故事。它必须要同时完成历史真相与艺术想象,这二者不是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对于历史 真相的了解越广阔、越深切,越能为艺术想象提供兼顾的基础和灵感,同样,越是精妙的艺术想象,越能形象地、真理性地表达历史真相。

  “乐观主义”与“神化倾向”的问题

  正因如此,哪些作品下了笨功夫,做了最基础的史实考察,哪些作品的故事更结实,哪些作品来得轻易,读者从故事里自有判断。往往一些具有家族叙事 性的作品,在根基上会相对扎实。《少年的荣耀》来自作者父辈的亲历。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她已经在脑海中建立了一个相关的历史场域,那些人物在其中生活多 年,名字、形象、关系、故事才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次漫长的写作,不断对话、修正、沉淀,才有了笔下的从容。毛云尔的小说来自舅舅的讲述,这位当年的远征 军直到老年仍保持着他坚毅的军人气质,舅舅和外公参加远征抗战的历史想必在毛云尔的心中已经反复组合、审视了多年。而《将军胡同》对史雷来说也是强烈的叙 述冲动,一个到中年才踏上文学之路的写作者,他把多年的积累和热爱都回报在这部作品中了。

  可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作品写着写着就容易陷入“乐观主义”和“神化倾向”,一旦故事遇到门槛便难以行进,潜移默化也好,偷懒也好,总之,类似“抗日神剧”的桥段就出现了。

  罗伯特·麦基在他的名作《故事》中提出,“故事是生活的隐喻”。在他看来,很多失败的故事并不是来自于讲故事的技巧,而恰恰是对于故事所存在的 时代生活缺乏洞察:“一切陈词滥调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惟一的原因:作者不了解他故事中的世界。这种问题的出现,往往是作者选好了一个背 景便开始写剧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了解其虚构的世界,而事实上却一无所知。当他们搜肠刮肚寻找素材时,脑海中却一片空白。那他们怎么办?只好求助于有 相似背景的戏剧、小说、电视和电影。从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剽窃我们看过的场景、演绎我们听过的对白、乔装我们见过的人物,冒充为自己的作品。重炒文学的残 羹冷炙,端上桌的只是乏味的拼盘。哪怕他们也许确实才华横溢,却始终缺少了对故事背景及背景中诸般事物的深刻理解。对笔下故事中的世界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洞 察,才是臻于新颖和卓越的根本。”

  严歌苓曾自述,《小姨多鹤》的故事在她心里储存了20多年,她不轻易下笔,为了把握多鹤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几次前往日本,住下来,观察“多鹤” 的同胞,体味塑造她的那种文化和生活。即便这样,这个小说的结尾还有很大问题。故事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人物写走了样的时候,是停下来,迎难而上,还是耍点 小聪明敷衍过去,决定了历史题材书写的成败。

  可是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的是残破的历史,这让作家们的书写格外有难度。塑造我们历史观的是并不全面的历史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所 做的,不是发掘和呈现历史,而是掩盖甚至歪曲,在书写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上,我们“先天不足”,资料难以获得,亲历者逐渐逝去,当我们有意识地想倾听、记录 的时候,能够讲述的人已经非常稀少,而且讲述者年事已高,记忆的残缺可想而知。加之抗战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不安,很多个人记忆也被自身遭遇所 修改,变得不那么客观、全面。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应是一个民族所要做的补课,而不仅仅是作家。

  儿童视角不是“浅化”和“矮化”

  虽然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通常会被统统冠以“儿童视角”,但“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眼中的生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战争题材中采用“儿童视 角”,需要极大的技巧。像《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样,他一定是要呈现出一个摈弃了背景、常识和先见的世界,利用一个孩子对世界有限的理解、有限的生活范 围、有限的语汇,去表达战争所带来的生活的变形、荒唐、混乱、残酷,同时也就提供了一种看待战争的新的角度,这个新的角度往往就让作家看到了新的故事。而 《美丽人生》则是利用了成人—儿童双重视角的巧妙冲突,这种冲突本身就构成了故事性。它是技巧,但是说到底,它还是取决于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洞察以及思想 是否深刻。

  真正能完成儿童视角叙事的抗战小说并不多,作家努力如此,但是经常地,作品中会出现一个孩子的思维所无法容纳的生活,这时候就只能仰仗“画外 音”的叙述来弥补。这样一来,小说所叙述的世界,真的是孩子眼中的世界吗?那些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情,在他的眼中如何“变形”?大多数小说中,孩子所理解 的战争与成人的战争生活“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多是深与浅、整体与局部、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区别。

  集中阅读近期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发现多数作家在写孩子的日常生活时游刃有余,但是在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直接面对矛盾冲突(日本人 或者汉奸)时,就变得有点手足无措,急匆匆行进,草草收场。比如毛芦芦的《如菊如月》,有个很新颖的矛盾设置:主人公是当地女子和日本人的弃儿,这女子后 来疯傻。一边是伶牙俐齿、开朗活泼、爹娘恩宠的如菊,一边是棋艺高绝、孤苦伶仃的疯女人,还有一个传说中的日本父亲,抗战爆发,这必然要构成一种极为紧张 的矛盾。作品的前半部分行进顺畅,但是带领日军侵占衢州城的生父一出现,叙述就乱了步伐,也失了真切,原本这是重头戏,却没能产生震撼人心的亲情、爱情、 个人恩仇、家国大义的矛盾冲突。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作家的短项。

  虽然把“儿童视角”作为一个评价的标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有完成度更好的作品,至少可以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不必刻意去追求所谓“儿童视角”的效果,否则有削足适履之弊端。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样一次集体的攀登,不断增加的作品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我们所能抵达的高度。历史日益暗沉下去,打捞变得越来越难,想以镜子般的态度还原现场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然而,历史不会消失,在作家们的努力下,它会成为一个民族终究要完成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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