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李振)

　　语言之于文学，似乎是一个明显到不必去谈的问题，什么文学不是由语言构成？然而我们发现，它却成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十分严峻的问题。文学常常脱离语言，被孤立地谈论。在这种没有根据的文学里，语言被渐渐抽空，像一具失了灵魂的皮囊被四处滥用，它被简单地视为工具，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地成为某种文学方式的铺路石。语言表面上的花团锦簇实际上隐藏着它的扭曲、单一、狭窄和空洞，这正如文学爆炸式的疯长背后是难以掩饰的乏力。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我们不止一次地经历了语言的变异。平和、理性、逻辑、常识在语言中消失不见，甚至在这句话里我们可能更愿意使用“驱逐”和“流放”，但这本身就是问题。我们何以习惯性地在语言中扮演着一个暴君的角色，何以让语言表现出不受控制的强力，何以对语言的暴躁沾沾自喜而视之为文采或战斗的精神。语言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讲述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可是语言又是那样脆弱，脆弱到可以被任意地构造、生产和污染，且须付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有分解和净化的可能。

　　随意翻开那几十年的小说、诗歌，不时让人脊背发冷。语言被烧得滚烫，像发红的通条或是烙铁，不断地向外散发着暴戾的气息。在城市、在乡村，“斗争”是对生活惟一的修饰，语言本身以及语言的表述在这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就是如何讲述和表达仇恨。在那些作品里，“打倒”、“千刀万剐”、“死心烂肺”、“放毒水”成了日常用语，描述并强调着坚定与意志；在反映一个时代的“经典”中，代表着觉悟和热忱的孩子可以叫骂自己的婶子“贱货”；一位“进步”中的“纯真”新女性，要用“去掐、去唾”来获得证实。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语言，那么更让人感到恐慌的是，几十年过去，即便是那些最急于展示叛逆的作家，最想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作家，甚至最年轻的作家，会在不自觉中让它任意地流淌。那些令人恐惧的语言展示出了顽强异常的生命力，它们在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那里流转，被一次次地激活，变成一块酵母，足以使另一个时代的文学发酵、膨胀直至面目全非。

　　我们还看到语言如何成为豪迈的谎言，它可以脱离逻辑，可以毫不负责地游离于日常经验之外。花前月下，青年男女的对话时而冷酷、时而激昂、时而伴随着不属于这一场域的号角和步伐声，惟独没有含情脉脉，没有属于那个年纪的俏皮和温暖。田间地头，乡里乡亲之间学会了说大道理，那些散发出热哄哄的泥土味的家长里短和零零碎碎到哪里去了？语言被悬置起来，让我们无法使它与人物、情节发生切实的关联，它不提供经验，不提供身份，也不提供时间和地域，如同天外来客凭空进入一些归属于日常的生活，其中晃动着某个左右并蹂躏着语言的隐秘身影。同时，被架空的语言让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变得形态可疑，像拴了线的人偶被牵引着做出奇怪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同样演绎着欺骗。

　　时代在变，语言也在变，我们很快遭遇了它的又一次变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相信语言，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相比之前扭曲的负载，语言变得异常空洞。它不进行判断，对价值没有兴趣，对现实无感，倒把自己装扮得精巧又似是而非。于是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作家不动声色地完成某个复杂的故事，可能有关历史，可能有关现实，它讲述人性的复杂，讨论某个群体的困境，但当书合上的那一刻，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发问：“然后呢？”总会觉得在完整的故事之外还缺点什么，会隐约地察觉小说里的声音与故事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为此我们广泛地使用“冷静”这个词，并把它当成对作家、对语言积极而正面的评价。但是，在这种“冷静”之中，是否有内容，是否存在必要的辨析和自省，它到底是从冲动走向冷静，还是根本就是冷漠？如果我们相信语言仅仅被使用着，那么是作家们出了状况，而如果我们承认语言是一个自在的体系，那么当下所面对的言说到底来自何处又指向何方，就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冷漠和空洞是不是让文学呈现出了相同的面貌？

　　在很多作家那里，语言越来越像是单纯的腔调。之所以这样或那样去讲，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语言所包含的伦理或秩序，而是它更容易被辨识，更容易被打上一个看上去有些来头的标签。可是，矫情、有趣、调侃，何以成为语言最重要的属性？它固然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可以让人把故事读得飞快。但是，飞快之后怎样？它们貌似色彩纷呈，但一个时代的语言仅显示出这样一种姿态，又何尝不是狭隘和单一的？语言总是躲躲闪闪，那些情调和趣味背后是它的茫然和无所事事，又惟恐碰了什么，惟恐沾染上什么麻烦，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热热闹闹地凑成一则无关痛痒的故事。当这样的语言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甚至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通行证，我们也就很难相信它能够讲述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能够应对风平浪静又激流暗涌的时代，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