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一匹野马驾车而来(陈林)

———周明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及其他

　

　　2014年初春，当我拿到八卷本的“‘80后’批评家文丛”时，内心充满期待和欣喜。作为同行，看到同代青年批评家集体开屏，赤裸如墨，不说乐不可支，起码喜出望外。可以说是这套丛书，让“80后”批评家这个岛群从批评的江湖中凸显出来，而在这个群体中，周明全当数最与众不同的一位。首先，这套丛书由他所供职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他本人策划；其次，该丛书所遴选出的八位优秀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大多栖居京、沪两地，而周明全偏安云南高原；最后，与其他学院派出身的批评家不同，周明全绘画出身，身兼出版人和批评家的身份。之所以这般不厌其烦地“标出”周明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被标出的特点能够开启我们理解周明全的便捷之门。无论是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丛书策划工作，还是他的价值立场、写作姿态、批评风格，都与此紧密相关。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人可能会由此想到三十年前的那套“新人文论”丛书。与“‘80后’批评家文丛”相似，那套丛书的组稿对象也是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所不同的是，前者并没有指向一个特定的十进制代际，在先后出版的十七种选稿中，作者基本是“40后”和“50后”学人。当初那批意气风发的学术“新人”，在过去三十年的评论界和学术界叱咤风云，成为界内的领军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依然是文学评论界的执牛耳者。文学批评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速朽的文体，然而，历经风雨的淘洗，三十年后“新人文论”丛书的再版，即便不能被视为一个经典化的标志，但至少说明那些文字从未被后继者遗忘过。我无意将这两套丛书相提并论。事实上，由于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者的诸多条件不同，它们的历史命运也必将有所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多年后，当人们提及或研究“8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时，便很难不谈“‘80后’批评家文丛”，以及它的策划者周明全。

　　继“‘80后’批评家文丛”第一辑推出杨庆祥、金理、黄平、何同彬、傅逸尘、刘涛、徐刚、周明全“八大金刚”之后，周明全在第二辑中选出项静、李德南、康凌“三剑客”，并与金理合编了《“80后”批评家年选(2014)》。时至《“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出版，周明全的“锋芒”再也“隐藏”不住了。实际上我们可以问，即便在周明全的处女评论集《隐藏的锋芒》一书中，周明全的“锋芒”可曾“隐藏”过？

　　《“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一书，是在策划“‘80后’批评家文丛”的基础上，对入选该文丛的批评家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该书主要聚焦于个案分析，同时又有对这一群体的综合论述。我们可将它视为“文丛”的配套书目。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对批评家的批评，对研究者的研究。对“80后”批评家群体的研究，周明全开了先河。然而与我们所熟悉的学院派理论专著不同，这部著作将近一半的篇幅以访谈的形式出现，此外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论述形式也并非铁板一块，而呈现出多种文体兼容并包的面貌。书中有的篇章、段落写得像严格的学术论文，也有许多地方像散文随笔，甚至人物传记，这就给学术专著常有的刻板、枯燥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以，这既是一部专业学者做研究时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料，又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文学批评领域的可靠读物。

　　据周明全在该书的后记《做人的批评》中所说，书名《“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乃是从廖令鹏那儿借来的。由于强烈的修辞效果和“枪”与“玫瑰”独特的意象组合，使得书名非常吸人眼球，它让人联想到“菊与刀”、“猛虎与蔷薇”、“美与崇高”、“革命+恋爱”等类似的组合。尽管是在修辞学的意义上讲，但是从作为革命工具的“枪”管中，我们还是不难嗅到革命的火药味。仅从书的封面上的那句话———“‘80后’批评家只有不做温顺的羔羊，来一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绝境突围，方能给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数”———中，我们便不难看出其宣言性质。就周明全的策划工作和批评活动来看，无论是他为“80后”批评家集体亮相、抱团取暖所做的努力，还是他在批评中一再强调“做人的批评”，而警惕、声讨唯西方理论是从的学院派批评，都带有某种宣言色彩。将“80后”作为一个新的代际推出，改变之前散兵游勇的状态，以团队的强大力量来回应“80后”批评家缺席的诘问；力主“做人的批评”，以应对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这时有暧昧又无法“隐藏”的“锋芒”，确实给过于沉寂的文学界吹来了些许新的气息。

　　不可回避、也无法否认的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成为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顽疾，当然这种现象也不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理论、方法之后才出现的。早在被视为“现代批评垦拓者”的王国维所撰写的《〈红楼梦〉评论》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他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牵强附会到小说文本上，至于阶级斗争理论在左翼评论家那里的蛮横强硬，则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当下的学院研究生培养制度和教师的奖励、职称评价体系里，难以计数的评论文章在西方文论的外衣下登堂入室。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反思，《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刊载了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一文，并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问题或许并不出在西方文论本身，而在于我们一知半解就强硬地用它去绑架文本。有人说，不懂西方理论，就不能做现当代文学研究；也有人甚至说，不懂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就不能做当代艺术批评。类似的话虽然极端，却不无道理。周明全主张“做人的批评”，这与周作人、钱谷融、刘再复等人的理论资源一脉相承，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位的相关理论恰恰都是外来资源。我们若细数当下活跃的一流文学批评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强大的西方理论背景，而不是恰恰相反。优秀的批评家搞文学批评，蹩脚的批评家被文学批评搞。在我看来，只有有效的批评和无效的批评，与用不用、用哪家的理论武器没有必然关系。

　　在《“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的封底中，贺绍俊称周明全是“‘80后’批评家群体中一匹适应能力极强的野马”。如果说在《隐藏的锋芒》中，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一匹自由奔腾的野马，令人惊讶的是，到《“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这里，这匹野马竟套上了双轮马车，车中还装有枪和玫瑰。用枪的据说是些“80后”批评家。周明全称金理是“同代人的护航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 周明全/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