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感受抗战文化的熏陶(石英)

　　我自小生长在胶东老解放区，童年时家庭和本人所受到的压迫和欺凌使我感恩于共产党与八路军的拯救，心甘情愿地投身于当地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我 的主要活动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战后期的1944—1945年，县城和港口虽未解放，但我武工队和地方干部已渗入我们附近的村庄，我读书的小学已为党组 织掌控，在工作方向和教学内容上都已进行实质性的改造，我也感受到抗战文化的熏陶。革命战争和抗战文化能够催动一个人在政治意识和文化素质方面的早熟。所 以我将此概括为一句话：“战争中没有小孩。”即：战争可能使人付出重大的代价，却也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我有幸赶上抗战的末尾阶段。

　　幸运，偶然间读到了《讲话》

　　应该说，我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比较早的，那是在1945年春天小麦抽穗的时节。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在九里镇小学上高小五年级，有一天傍晚下课前，孙校长把我叫到教导处旁边的一间小屋，很严肃地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交 给我，要我回村后立马送给音乐兼美术课的田老师。田老师是我同村人，这一阶段他正因病(好像是神经衰弱之类)在家休息。我接过这个信封时，凭手感是一本不 厚的书，但校长并没有密封，只是用曲别针别着，因为他以前也叫我给本村初小张校长带过“密件”，对我似乎并不特别保密。只不过因为上次他叫我带南山根据地 的抗日宣传品半路碰上最顽固的伪军八中队，所幸有惊无险，这次他不敢再将东西扎在我腰带上，而是特地用麻绳捆在我腿上，外面有裤子遮着，当然也不外乎又嘱 咐几句“小心”之类的话。

　　这次我一路未遇上任何凶险，但不巧田老师这天去海边一个乡镇小医院看病，路远没有赶回来，我出于慎重没有把东西交给他的孩子，而是先带回自家准 备次日再送去。当晚我不知出于好奇还是咋的，在灯下打开了曲别针，掏出一本小书，就是毛泽东的《讲话》。书印得很糙，是我根据地自造的毛边纸，还有星星点 点的杂志在上面。小书封面上是毛泽东戴军帽的头像(后来知道是斯诺给照的)，还印有“胶东区党委翻印”的字样。当晚我在灯下翻阅了，那时好多内容都不大 懂，但对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和立场问题这两点我印象极深，而且也从心底有所领悟。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将大信封妥送田老师，并实话实说我看了小书。他当时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神色，但没有批评我，只说“以后要注意”。从那以后，校长再派我带“东西”，我再也没有“先睹为快”，而且就像我后来做机要工作那样，绝对“守口如瓶”。

　　抗战歌曲，点燃不息的激情

　　1944年冬天，所在村庄的初级小学从校长到教师都做了很大的调整。课本虽还是旧课本，但老师在讲课中已渗透进大量的革命和抗战的内容。尤其在 歌曲方面，成为学校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嗓音极好且曾受过专门训练的“大饱学”战老师，不仅在音乐课上，即使在别的课时中也尽多地教了我们一些进步的和抗战 歌曲，如《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等。由于我村离县城才不足10里，老师还是有所警惕，他低声教，我们小声唱，所以还没发生大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这 是张校长的授意，他的见解是：“歌曲是文化的利器，抗战教育就是得见缝插针。”

　　到了1945年新年和春节前后，形势更进一步好转，全县除县城和西面港口外，所有的敌伪据点都已拔除，县城中的敌伪军已成瓮中之鳖，我地方干部 更为大胆地进村开展工作。这一时期，由县、区女干部两位田大姐为代表，进村办识字班教歌曲蔚然成风，记得我学的歌曲有《战斗英雄任常伦》《为了人民去打 仗》等。至今我还能唱其中的节段——

　　战斗英雄任常伦，他是黄县孙胡庄的人。19岁参加了八路军……

　　在雷神庙，在半壁店，在那烟青公路上，我们打仗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去打仗……

　　歌曲中的“雷神庙”、“半壁店”，都曾是胶东我军抗战初期与敌伪血战过的地方，而任常伦是籍属我县的山东省特等战斗英雄，1944年在海阳长沙铺战斗中牺牲，为全国解放前的“中华民族百名杰出人物”之一。

　　我自幼是一个歌曲爱好者，早期的抗战歌曲深入人心，点燃了革命向上的激情。记得1945年初我到九里镇完小读高小五年级，5月中旬的一天，孙校 长突然召集全校师生在四年级大教室开会。开始全场肃静，当校长宣布：“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魔王希特勒自杀身亡”。稍停了一会儿，全场轰然爆起掌声， 这种气氛极大地震撼了我。事后我回到教室，在激情催动下，写出了一首“诗”，是四句七言式的，去教导处交给孙校长请他指教。孙校长只说了两个字“不错”， 就划着火柴烧了，我理解他是担心留在我手里不安全，因为县城里毕竟还驻有日伪军。但只过了两日，他又找到我小声说：“你再把那诗抄给我。”我凭记忆又抄了 一份给他。原来他事后叫教音乐的田老师给谱一下曲，准备迎接未来。田老师曾在城市音乐专科学校上过学(是何城市我没问过)，他按照校长的意思谱了曲，只不 过他又加了一段。这首诗(歌词)这么多年我已不记得了，但田老师加的歌名叫《胜利来之不易》，艺术味差点儿，但也许因此反而使我记住了。这首歌在几个月后 庆祝日寇投降举行的歌咏大赛中由校歌咏队演唱，效果尚好(另一首歌曲是苏联战争歌曲《假如明天带来了战争》)。

　　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首诗和歌词，应该是一两年来学唱抗战歌曲受感染的结果。

　　军事术语，最初爱好写作的引信

　　我最初的写作灵感来自于酷爱的军事术语。在最初阅读报纸时，最受感染、也最感兴趣的是军事术语。那时我们胶东战场的报纸是《大众报》，有时打过 某个战役、攻取某个城市之后还有更快速的单页彩色的“号外”与“捷报”。不知为什么，我往往为它用的军事术语深深吸引而情有独钟。

　　不久我还注意到，这些军事用语并非千篇一律，对不同情况也是很有讲究的。譬如对不同的战役和攻城行动用语也有变换，“以雷霆万钧之势”、“以排 山倒海之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等等。总之，都很有气势，非常激发人心和斗志。有时看似“程式化”的语言也不能率意乱用，否则便减损了对当时紧张气 势和军事特质的味道。如“昨夜胶济前线我军对岞山至高密(不含)段进行大破袭，于完成任务后安全转移，胶济东段已部分瘫痪，敌一日数惊”，“胶济中段我军 开始局部反攻，刻已向张店方向攻击前进。完歼日军一个中队及伪军一个大队残部，济南东援之敌遭重创……”其中“不含”、“刻已”、“完歼”、“重创”等词 语都使当时的我觉得特别新鲜，特别够味。

　　一个得以学习的机会终于到来。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驻龙口港的敌军拒绝向我军缴械而被全歼，港城得以解放。我村的村干部、老党员老梁 叫我拟写庆祝胜利的标语词，好让村里毛笔字写得棒的先生书写后贴到九里镇大街上，以在赶集的日子扩大宣传效果。我很用心地想了两条，一条是“热烈祝贺龙口 大捷，向人民子弟兵致敬”，另一条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老梁看后通过了，去九里镇公务的军分区政治部的孙同志经过我村，老梁又向 他请教，他为我的标语词改了两处，一是“龙口大捷”，他改为“龙口光复”；一是“争取和平”，他加了两个字“争取持久和平”。对前一个改动，他还做了这样 的解释：龙口作为我们中国的海港，“七七”事变后沦于敌手，今天得到解放，应为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对神圣国土的光复，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两个字，不是一般 的胜仗。对于第二处改动，他没说什么理由，但对我也有启发。我虽没说话，却根据报载日本一投降美蒋在烟台和胶济线都有动作，那么“争取持久和平”对我解放 区军民一定是有利的，所以几个字的改动对我都有教益。

　　这年秋假，语文课王中戊老师对全班同学布置了假期作文，每人一篇，题目不限，由个人从现实生活中自定。我在这个秋假中(农村秋假，主要是收割大 秋庄稼)，劳动之余，用解放区生产的“一面光”白纸订成薄本，不是只完成老师的一篇作文，而是写作了十多篇各种形式的文章，仿照当时的杂志，也编成一本 “刊物”。在指导思想上，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反映现实生活，歌颂工农兵，痛斥日寇、汉奸尤其是当时的蒋、敌、伪合流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后台 老板。在作品格调和表现风格上，很受前述之军事文学(包括记者在前线采写的“文艺通讯”)的影响。记得有时评短论《大汉奸赵保原祸国殃民的罪行》、快板 《内战内行总得输》、军事散文《我军攻克平度城》、文艺速写《劳动能手数老纪》。在军事散文中，我用了不少我所钟爱的军事术语和硝烟味很浓的语言，是我文 学习作初期的偏爱。

　　若干年后的21世纪初，我出了一本近20万字的《石英军事散文选》，也算是对军事文学爱好的延续和多年体悟的总结吧。

　　群众文艺，丰富的滋养

　　当时胶东出版的《胶东大众》《胶东文艺》等杂志，很重视群众文艺的宣传推动。尤其是戏剧和戏曲的改革工作，即使在战争环境中也没有放弃。在报刊 上，经常发表延安平剧创作(当时对京剧叫平剧，平指北平)，特别是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的演出盛况，在胶东本地也很注意借鉴这些经验，并展 开了讨论。我清楚记得《胶东大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平剧“旧瓶装新酒”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重头文章，作者强调“形式和内容一定要尽量相协调”。并举例说： “如果表现以为青妇队长思念她当八路军连长的丈夫，咿咿呀呀地唱着大段的二黄慢板，听起来总觉得有点别扭。”对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在这种正面舆论的引导下，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村镇，平剧、秧歌剧、活报剧也开展的很活跃。我村在积极分子我的叔伯二舅曰润的领导下，于1945 年秋，插空排演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戏曲节目，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出名为《李吉田反正》的新编平剧。这是根据前几个月龙口港伪军警备队的一个小队在我军政策感召 下，由小队长李吉田等人手刃日军中队长和中队副后带领全小队毅然反正，携械投向南山根据地，受到根据地军民热烈欢迎的真事编演的，也是我村“同乐会”第一 次编排这样一出完整的新戏，困难可想而知。但大家在抗战胜利的形势鼓舞下，日夜加班，由于主创人员较有经验(二舅曰润颇有天赋，曾在村“同乐会”春节演过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获附近村民称为“活油郎”)，加以外请名票指点，演出终获成功。

　　对于剧本，二舅也叫我参加了润色。在当时农村，我这区区高小生便被认为是“新知识分子”。我为这戏写了“序曲”，我至今大致还记得这几句唱词——

　　莱山的松渤海的浪

　　儿走错路急坏了娘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回头还是中华好儿郎

　　参加这场不平常的编演工作，也受到了草根文化的滋养。这于我日后至今对京剧的爱好，显然是一种基础，而且对于后来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同样产生了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