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作枪，一代知识分子的烽火青春(许旸)

谭权书木刻作品，创作于2003年巴金百年诞辰之际

1938年初，夏衍(左一)潘汉年(中)茅盾(右)在广州

由巴金、茅盾主持的抗战刊物《烽火》团结了一批爱国作家 (本版图片均由巴金故居提供)

巴金

茅盾

萧乾

李健吾

第二期抗战刊物《呐喊》上的巴金诗《给死者》、王统照的《冲动与镇定》

　　抗战八年，炮火不断，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以手中的笔为武器，用如椽笔力燃起烽火，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写下不朽篇章。“火——巴金的抗战岁月”图片文献展刚刚在上海图书馆落幕，交织勾画出抗战期间一代文人群像。他们著书、编刊物、写剧本、从事战地报道、翻译作品，忠实记录前线民众所遭受的苦难，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激励民族斗争的信念和决心。这群作家与亿万民众一道，投身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不仅奋力呐喊，也抛洒热血，有些人不幸牺牲在敌人的刀枪下，或是病逝于恶劣生存条件中，这都是文化界不可估量的损失。

　　可以说，在重铸国家信心上，文艺战线举足轻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有学者如此评价：“抗日文化运动是揭露敌人、发动群众共赴国难的重要手段，在唤醒民众将士觉悟、粉碎日本侵略者妄图涣散我国军民抗日意志的文化进攻战，推动大后方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巴金：颠沛流离中成长为旗帜性作家

　　炮火打碎了巴金的梦想，他不得不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从淞沪抗战、广州沦陷、武汉保卫战到上海“孤岛”时期，加上昆明、桂林、重庆等大后方岁月，巴金经历了整个抗日战争，足迹横跨大半个中国。从34岁走到42岁，堪称巴金一生的“黄金时代”，他结了婚，完成《春》《秋》《憩园》《第四病室》及《寒夜》等重要代表作，逐渐成长为中国作家中旗帜性人物之一。

　　不过，炮火下求生的滋味，如无坚韧意志实在难捱。巴金的妻子萧珊曾对朋友叹息，“你不觉得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战争中度过了么？”这也激发了夫妻俩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控诉。在《给山川均先生》中，巴金拆穿日本某些战争狂人迷惑民众的宣传：“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战争、国难，使巴金从大家庭中走出来，体察民众真实的生活和苦难。在《火》第一部后记中，巴金说：“我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巴金借笔下人物之口反复强调：“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认为“个人的幸福是跟大众的幸福，跟抗战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除了个人创作，巴金还担任《烽火》《文丛》等刊物编辑，翻译《处女地》等反映反抗主题的外国文学作品。1938年10月20日，广州沦陷前10个小时，隆隆炮声中，巴金一路逃难，还随身携带着《文丛》第二卷第四期的纸型。他坚信，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抗战信念消灭。

　　4年前上海沦陷的那一天，我曾经隔着河望过对岸的火景，我像在看燃烧的罗马城。房屋成了灰烬，生命遭受摧残，土地遭着蹂躏。在我的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火烧毁了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但这和我并不是漠不相关的。燃烧着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难的人们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毁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一个民族的理想正受着熬煎……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发誓：我们有一天一定要昂着头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要在火场上辟出美丽的花园。我离开河岸时，一面在吞眼泪，我仿佛看见了火中新生的凤凰。

　　(《火》巴金著《巴金全集》第13卷第412页)

　　茅盾：无论如何不能出现“文艺阵地的空白”

　　战火似恶魔，吞噬着家园，但无法吞没中国文人的坚强意志。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4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茅盾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打算一起集资筹办这份刊物。茅盾坚持，无论如何不能出现“文艺阵地上一片空白”的情形，“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出了两期后，《呐喊》改名为《烽火》，这份小刊物迅速团结起当时文化界众多重要作家，包括郑振铎、王统照、靳以、萧乾等人纷纷撰稿，他们揭露日军暴行，描述在烽火下的见闻与感想。

　　1937年底茅盾离沪，后辗转长沙、香港、广州、武汉等地，主编《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等。抗战期间，茅盾发表了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剧本《清明前后》，散文《白杨礼赞》等。巴金曾忆起接替茅盾编《烽火》时，惊讶发现“茅盾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是逃难的混乱人群，战争让社会生活陷入停顿、混乱，物资紧缺，物价紧张，但这批可敬的文化人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居然还在写稿子，编稿子，跑印刷，办刊物，把胸中火焰传递到中国民众的心头。今天看来，这行为本身所蕴含的知识分子文化自觉担当，本身就是一笔精神财富。

　　14日是星期六，照例有个聚餐会。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都要马上办起一个适应战时需要，能迅速传布出作家们呐喊声的小型刊物来，而且认为应该由我来担任刊物的主编。

　　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使我义不容辞，当天下午我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巴金完全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上海杂志公司的《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都忙着搬家，清点物资，收缩业务，顾不上出版新书和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会好，这就可以接着出下去。

　　(《我走过的道路》茅盾著)

　　李健吾：曾被日军抓捕入狱始终不低头

　　1935年，29岁的李健吾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抗战期间，热爱戏剧的他继续从事进步戏剧运动，堪称上海剧艺社以及苦干剧团的中坚。上世纪40年代是李健吾创作的黄金时期，创作了剧本《黄花》《贩马记》(原名《草莽》)《青春》，改编剧本《秋》《金小玉》《王德明》《阿安那》等，另著评论集《咀华二集》。

　　由于当时沦陷后的上海言路堵塞，创作艰难，李健吾改编了十几部剧作。他取原作基本构思，将背景、人物、情节加以改造，使之彻底中国化。1944年李健吾改编完成《金小玉》话剧，剧中表达了欢迎中国军队归来的情节，演出轰动整个寂寞的上海。但是，这也招来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和恼怒，李健吾为此被捕入狱，并遭受残忍的水刑。但他始终不肯低头，风骨傲人。后在朋友们的帮助和接应下，才逃出魔掌。

　　我不像是一个纯神经质的人，不过提笔写到这个日本宪兵的名姓的时候，手好像关在贝当路宪兵队写口供，不由自主就颤抖起来。4月19日上午2时左右，正当苦闷骚乱的上海沉沉入梦的时候，橐橐然来了3个“强盗”捉我。我和他们演了一出可哀的喜剧，因为我真还把他们当做了强盗去喊巡警，结果带走的乃是我这个无业无保护的小民。在这三个宪兵里面，有一个我始终不知道是谁，因为等我去喊巡警回到房间，只剩下一个叫做“横地藏行”的伍长在等我了……

　　这个绍兴师爷似的人物，完全是一个冷血动物，两眼闪闪发光，活像一条对着青蛙的长蛇，不动，以一种内在的吸力摄取着囚犯的心灵。他看定你，先不开口，打量你，微笑一下，同情而又彬彬有礼。忽然地轻轻咳了一声，似乎对于自己的缄默的观察有听心得，或者有所领悟，他的瞳仁转动一下，森森然给你一种不安的零乱的感觉……

　　这个人就是承审我的“萩原大旭”。他是一个军曹，是搜捕我的三个宪兵的领袖，留下横池藏行等我，他和同伴带着搜去的文件先去了。……经过四小时反复问答，一无所得，他恼了，站直了，冷然道：“你这个人不说实话，我有法子叫你说的。跟我来。”我们穿过厨房，我以为他寻找菜饭给我吃，完全不是，我们来到一个古怪房间，有橡皮管，水龙头，长凳，绳索，湿毛巾，有一个水泥砌成的高高的大浴池，样子好像一座矮塔。衣服剥光了，他和翻译把我梱在长凳上，湿毛巾搭在嘴上，开始所谓“灌水”。翻译坐在浴池的边沿，用铅笔记录。萩原大旭站在我的头旁，一边问供，一边用橡皮管喷水。……

　　“招了吧，你一定是延安分子，一定是重庆分子，两个里面你一定是一个。”

　　“好了，你快要死了，你有什么遗嘱，告诉我，我好传给你的女人和孩子们。”

　　于是翻译对着纸，催我快把遗嘱说出来，他好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我忍受了1小时水刑，临到遗嘱两个字，我干祜的眼睛不由有了泪水。我全身在打冷战，冷水窒住我的喉咙，我的鼻孔，我的耳管，我的牙齿轹轹作声。我的气息虽说幽微，终于迸出了一句活：“告诉他们我是好人。”

　　“爸爸……死的苦……叫孩子们好好儿……作人……”

　　(《萩原大旭》李健吾著1945年)

　　萧乾：以犀利笔触诉说战争的真相

　　1935年，正值风华正茂的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入职《大公报》，先后主编过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日战争初期，萧乾所写的农民领袖《林炎发入狱》、反映民工抢修国际公路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新闻特写，引起强烈反响。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一文中，萧乾描述了普通民众的爱国之心，呼吁“每个人都要，也都应该做事。如今，难民并未救完——还多着呢。我们不能任他们在街头挨饿受冻。我们的文章救不活他们。我们的手可以。”

　　1939至1942年，萧乾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两年多后他担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过程，是少数经历二战欧洲战场全过程的中国新闻记者之一。他曾赴莱茵河前线、柏林和纽伦堡法庭采访，以犀利笔触写下一系列二战通讯，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罪行，也极大鼓舞了正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军民。萧乾冒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置身于炮火中，及时、忠实地记录下战争实况，把血腥战事与深陷其中的人对和平的渴望，透过一个个生动细节，呈现给渴望了解真相的民众。

　　可以说，战地记者每一次离炮火越近，都是用生命告诉人们真相、唤醒和平。这一时期，萧乾著有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长篇小说《梦之谷》、散文集《珍珠米》等。

　　打炮眼的人是用一根皮带由腰间系住，一端绑在崖脚的树干上。然后，人如桥上的竹篮那么垂挂下来。挂到路线上，便开始用锤斧凿眼。仰头，重岩叠嶂，上面是乔木丛草，下面江水沸锅那么滚滔着，翻着乳白色的浪花。人便这样烤鸭般悬在峭壁上。待一锤锤把炮眼打好，这才往里塞炸药。这并不是最新式的爆炸物，因而在安全上是毫无保障的。为了防止它突然爆炸，须再覆上一层沙土，这才好点燃。人要像猿猴般即刻矫健地攀到崖上。慢了一步，人便与岩石同休了。

　　那一天，这汉子手下也许特别勤快。打完六个炮眼，回头看看，日头距峰尖还老高的。金黄色的阳光晒在大龙竹和粗长的茅草上。山岚发淡褐色，景色异常温柔；而江面这时浮起一层薄雾，一切都在鼓励他工作下去。……但一个人的体力和神经的持久性毕竟有限，而自然规律原本无情，赤诚也不能改变物理因果。

　　这一回，他凿完了眼，塞完了药，却忘记敷上沙土。

　　轰地一声，没等这个好人爬远，爆炸了，人碎了；而更不幸的，火星触着女人的药箱。女人也炸得倒在崖边了。

　　江水还浩荡滚流着，太阳这时是已没山了，峰尖烘起一片红光，艳于玫瑰，而淡于火。

　　妇人被担到十公里外工程分段的茅屋里，她居然还有点微息。血如江水般由她的胸脯肋缝间淌着，头发为血浸过，已凝成稍粘的饼子。

　　过好一阵，而且就在这妇人和世界永别的前一刹那，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了指腹部，嗄声地说：“救救──救救这小的。”

　　随后，一个痉挛，这孕妇仅剩一缝的黑眼珠也翻过去了。

　　这时，天已黑了，滇西高原的风在旷古森林中呼啸着，江水依然翻着白浪，宛如用尖尖牙齿嚼啃着这悲哀的夜，宇宙的黑袍。

　　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萧乾著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