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三十年打造“劳伦斯号”(刘全德)

　　2015年，是英国作家劳伦斯诞辰130周年与逝世8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适时推出黑马主译的《劳伦斯文集》(十卷本)与《劳伦斯读本》。黑马(本名毕冰宾)是劳伦斯著作的专业译者，也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劳伦斯的学者。作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中心的交流学者，他再次见证了劳伦斯作品激起的热烈反响。

　　从“翻译家”到“手艺人”

　　1981年，还是大三学生的毕冰宾读到劳伦斯的小说《菊香》，被当时教科书里“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定性触动，隐约觉得这样的划分是历史的误会。于是他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系统地研究了劳伦斯的作品，深深沉迷其中，在硕士毕业和参加工作后，怀着一份兴奋的“虚荣”，开启了翻译劳伦斯的事业。

　　这一做，就是好几个十年。在颠簸动荡的人生河流上，来自英伦的作家劳伦斯不再是一个作家，而成了难以完工的“劳伦斯号”航船；毕冰宾亦脱离了不谙世事的青涩，生活在“黑马”这个充满文艺色彩的笔名里。

　　作为资深的、国内最权威的劳伦斯译者，黑马坚持不懈地铸造着他的“劳伦斯号”，迄今已译出十余种作品：《虹》《袋鼠》《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文艺随笔》《劳伦斯散文》《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集》等。这位翻译家从事翻译工作的枯寂，无疑也伴随着骄傲。作为隐喻，他的笔名“黑马”表明了他对异域风情和神秘事物的兴趣。在现实生活中，黑马既是一位翻译家，又是作家。两种身份自由切换，帮着他摆脱了词语的纠缠，使他能够登临象牙塔，俯视现实与折磨。他的发声方式(或研究文章)让人体会到：这种“一对一”的具有艺术情怀的翻译，与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们营造“鲁镇世界”“湘西世界”或“高密乡”“白鹿原”的努力是类似的。消磨热情的劳作，势必是孤单的，也分泌出孤单的痛苦。

　　正因如此，它是对手艺和耐心的双重考验。

　　读过黑马的劳伦斯译本的朋友都知道，黑马的译本是从英文到中文的语言转换时的“二度创作”。这是翻译界的一个老俗话，但一点都不可笑。世间有很多平庸的俗话，但切不要忘记，有的平庸是装扮伟大的平庸。就像劳伦斯用大量的性描写遮挡视线，阻止了试图深入的研究者一样，劳伦斯的读者、翻译者也拥有无法量化的心理能量。

　　译出劳伦斯的一字一句，既是业务上的事情，也是发生在内心的事情。

　　这两个事情，是不可拆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后，一个年轻的“翻译家”的才能将不断成长，而其志向则变得越来越单纯，那就是用最好的中文体现原作的风韵。黑马曾说，翻译的过程，一定会揉进自己的创作激情。

　　用黑马自己的话可以这样表述：“我并不想也做不到呕心沥血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框架，我的乐趣在于语言的把玩。”

　　情结与初心

　　作家黑马，是个具有情感温度的人。

　　他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孽缘千里》《混在北京》和散文随笔集《心灵和故乡》中的巧思妙笔可以作为他的文学情结的最好注解。

　　黑马做过出版社编辑、影视翻译和编辑等职业，都不甚圆满。他在当编辑时曾希望成为巴金那样的著名作家，还准备腾出自己的业余时间指导文学青年。结果一样也没搞定。

　　当年的诸多愿景，经过几番折腾，只剩下“劳伦斯”。

　　写过《混在北京》等小说作品，北京已经旧貌换新颜了。那正是一个黑马和劳伦斯互为孤岛的时期。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只有黄金在坚挺着。没有钱万万不行。每条街道都在改革，公厕周围贴满了小广告，街道上的裙子和柳树都更加开放。繁花似锦。很多人倒在前进的路上，但更多的人蜂拥而上。这就是艺术。来自生活的、残酷的艺术。文艺青年成了晾晒在沙滩上的贝壳。构造象牙塔的图纸是易燃的。雨打风吹后，大家都匆忙地落草于现实。

　　多年之后，回顾那一段经历，黑马说：“我甚至没有去申请参加翻译家协会和作家协会，我不在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社会身份，仅仅是个文学的自然人而已。”(但多年之后他却不是因为翻译劳伦斯而成了中国翻译协会的理事，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九十年代后，靠写作打开人生道路的大门悄悄关闭。绕了很多弯子，再回来的时候，那没有改变的，以后也不会改变的，就是翻译劳伦斯的初心。

　　从“翻译家”退回到“手艺人”，再从热闹的舞台退回到内心。越过异国的海岸线，返归到母语。作为译者的黑马退无可退。

　　他正在反思。这反思的主题，是译者应有的信念。

　　假如文化与人生都可以解读，翻译就是可能的。

　　黑马的“劳伦斯号”

　　黑马的翻译独具特色，他善于把劳伦斯的创造力让渡给读者，把承接思想的盘子交给读者。这不仅源于一个译者对原作的忠实，也源于这两个孤独个体表达自身处境的需要。

　　我们可以看到，黑马的翻译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加上了情感纹理的诗意描述。这一点，是作家劳伦斯的特征，也是译者黑马的特色。

　　两者的融合达到了极好平衡。他译出了劳伦斯的宁静，火山喷发前的充满肉欲的雕塑。死亡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让它来得越来越慢，犹如杰拉德葬身于冰窟、厄秀拉注视着彩虹渐渐堕落，又好比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前丢开的手提包、李尔王疯狂前的沉思等著名描写一样。这是劳伦斯的也是一切伟大作家的情节张力，是黑马译出的劳伦斯特质。显然，黑马已经认识到劳伦斯的力量之所在，他对不好的坏人和不坏的好人心理世界的传达，符合劳伦斯在艺术世界的突出贡献。

　　我们可以想到(在中文译本里，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劳伦斯在他的作品里时常会凝视那种近乎于静止的内心活动，那么，他的翻译者也必然经历相似的心路历程。劳伦斯曾经以他的“性”的观念抚摸丝绸般的或铁锈色的生活，清理了煤矿坑道飘散出的浸透在灵魂深处的扬尘，同时也就以粗野的甚至有点肮脏的幻想打破清教徒们枯燥乏味的祈祷仪式和数不胜数的繁琐规程，这种毁灭性的绝望，这种革命的激情，以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迎击工业文明怪物的悲剧冲撞声，也必然会反射到人类社会的后续历史里。在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平台上，我们会理解劳伦斯的创作后继者。反过来，也就能理解劳伦斯的译者，理解劳伦斯在世界各地的读者群体。这种跨人际的交流，对历史神话的打破，是阅读劳伦斯的价值所在。

　　劳伦斯塑造的文学形象，是缓慢起航的。缓慢，但从来没有停顿。

　　一切都发生在桃子般鲜艳的肉感的心房里。

　　借助于黑马的译本，我们可以很直接地理解劳伦斯这个作家。劳伦斯的小说人物，是两个劳伦斯的分化。“两个劳伦斯”，一个是表演着的，一个是被表演的。“被表演的劳伦斯”藏在语言的后面，藏在每个人物的山谷、峰峦、湖泊、马匹、铁道、矿井和柔情的后面，渴望成为他自己——那个有着现实欲望和血肉情感的英国男人，经受着好奇心和欲望的调试。而那个“表演着的劳伦斯”，则是冷酷的现实，是语言塑造的形象。前者是思想的人，后者是行动的人。

　　在黑马的“劳伦斯号”上，装满了乘客，名叫“爱欲”或“死亡”。

　　爱是静止的，尖锐的，是地表的火山；死亡却是运动的，圆滑的，是凝固之前的岩浆。当书写这两个极端成分的时候，劳伦斯能把卑劣的阶层、耻辱的故事和最崇高的史诗般的语调混合在一起。这就是劳伦斯发现的二十世纪的全新现实。这就是劳伦斯的才能。

　　两个极端的离心运动成就了劳伦斯，也撕裂了他的声誉。

　　劳伦斯的译者应该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声明自己“只专注于译事”：

　　“我庆幸自己误打误撞在茫茫如海的世界名家中遇上了我最钟情的一个英国作家，翻译他的作品不是为稻粱谋，而是出于热爱，但最终又歪打正着在出版方面获得了自己的marketniche(市场份额)。”

　　故而，黑马宣称他是快乐的：“在华文世界里，劳伦斯尚在朝阳期，这个时候让我赶上了，仅仅由于当年没考上中文系而被外文系接住，仅仅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偶然与劳伦斯作品相遇。”

　　“因此，我快乐。”